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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雎“挺剑而起”辨

作者:胡祥友 【胡祥友文集】 【关于胡祥友】 原载:《语文教学之友》:2011年第6期

  《唐雎不辱使命》出自《战国策》,是一篇经典的古代文学作品,也是选入中学教材的一篇传统课文。本文主要塑造了唐雎这样一位有胆有识、不畏强暴的谋臣形象。面对秦王企图用政治骗局而屈人之兵的险恶阴谋时,他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最终让秦王“长跪而谢之”,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综观全文,让“怫然怒”的秦王变得“色挠,长跪而谢之”的根本原因,除了唐雎针尖对麦芒的犀利语言外,更在于他有“挺剑而起”的行动。试想:如果没有行动,阴险狡诈的秦王会束手就范吗?问题是唐雎的“剑”从何而来?秦王会给他公然佩带宝剑上秦殿的机会吗?我们且到相关史书中寻求答案。
  先看《战国策》的又一名篇《荆轲刺秦王》中的部分内容:
  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
  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阵殿下,非有诏不得上。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知道:按照秦国的法律,群臣在殿上不得携带任何武器;手执兵器的卫士都在殿下,未奉王令不得随便上殿。同样的秦王同样的秦殿,为何唐雎可以“挺剑而起”?而荆轲却只能把匕首藏在地图里才得以刺秦王呢?到底哪种更符合历史事实呢?我们再从其他史书中找出与之相关的内容。
  《史记·刺客列传》中有关荆轲刺秦王的内容是完全引用《战国策》的;《资治通鉴》“卷第七·始皇帝下二十年”对荆轲刺秦王是这样记载的:
  荆轲奉图以进于王,图穷而匕首见,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惊起,袖绝。荆轲逐王,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
  由上可知,《资治通鉴》中的有关内容与《战国策》基本相同,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秦殿中,根本是不准携带武器的,唐雎“挺剑而起”是有悖历史事实的。那么,在同一本书里,作者为何要写这样自相矛盾的内容呢?这跟《战国策》写作目的有关。
  《战国策》是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的历史著作,习惯上把它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其中有些记载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像上面所说的“唐雎劫秦王”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在《序》中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国与国之间、诸侯之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讲求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因此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在此时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秦;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作者重在写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写作时喜欢夸张渲染,难免就会搀杂个人的一种想象。因此,在威严的秦廷,唐雎 “挺剑而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作者单位:岳西县汤池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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