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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赋》:自然之乐与历史之忧

作者:孙文辉 【孙文辉文集】 【关于孙文辉】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09年第2期

  东坡名篇《赤壁赋》中有一条鲜明而又复杂的情感变化线索。新人教版高中语文教参是这样梳理的:“文章先由清风明月之美写玩赏之乐,再以主客问答写历史人物的兴亡和现实苦闷的‘悲’,阐明变与不变的道理,以寻求解脱,最后归于豁达乐观。”苏教版教参更加简洁,干脆概括为“欢歌—哀歌—欢歌”的变奏。纵观长期以来《赤壁赋》的课堂教学,我们似乎一直在不折不扣地贯彻这种情感把握模式,以至于深陷“言必归旷达”的苏词教学魔圈而不自知。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众所周知,苏轼是在“乌台诗案”之后走进赤壁世界的。在这场猝不及防的政治灾难中,苏轼经受了生而死、死而生的极端生命体验,他曾用诗这样描述道:“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在黄州贬所,苏轼忧谗畏讥的心态几近杯弓蛇影。平时他不敢轻易作文,偶尔写信,总不忘说一句“不须示人”之类的话;甚至在赠友人《赤壁赋》手迹时,也千叮万嘱对方务必“深藏之不出也”。不仅如此,苏轼也开始像常人一样饱尝失势后的世态炎凉。他在给参寥子的信中无限苦涩地说:“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有时甚至近于呼天抢地:“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当然,黄州时期苏轼的孤苦无告更大程度上还是源于他“致君尧舜”道路的突然中断。无论是“有恨无人省”的孤鸿自比,还是“故遣佳人在深谷”的海棠自喻,苏轼远谪的寂寥总是或显或隐地对应着朝廷这一大背景。
  按照文本解读中知人论世的原则,作者进入世界的心理背景也就是读者理解文本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梳理《赤壁赋》的情感变化线索有必要从前文本出发,首先明确在全面接触赤壁风月之前,苏轼的精神状态是忧惧、落寞、迷惘的,而并非如常人般地闲适与平和。或者说,苏轼夜游赤壁不是出于雅兴以取乐,而是源于心有郁结难以排遣。这个心理背景事实上构成了《赤壁赋》的情感底色,对全词的情感色调具有笼罩性的影响,使原本所谓“乐—悲—乐”的线性情感变奏结构出现了历史与自然此隐彼现的双重意蕴。
  一般认为,《赤壁赋》开篇展现的是一幅逍遥游乐图:七月既望,水光接天,举酒诵歌,良辰、美景、逸兴无一不备。苏子“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游乐情绪渐趋高涨。待有客吹洞箫,文本情感才由乐转悲。这个分析看似合理,实际上忽略了苏子两处诵歌所包孕的潜在情怀。第一处“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不同版本的教材都有一个相同的注释,即这两句诗是互文关系,专指吟诵《诗经·陈风》中的《月出》篇。而《月出》是一个怎样的诗篇呢?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单从文本层面看,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对月兴怀、静夜思人之作。主人公仰首遥望夜空中皎洁如玉的明月,细细回味所爱之人的翩翩风姿,不禁为此时双方不能共度良宵而忧从中来,劳心伤怀。第二处苏轼模拟楚辞的句式和语调扣弦而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显然,两处诵歌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共同营构了一个“怀者—美人(佼人)”的抒情模式。然而,这样的解读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时不顺遂,苏轼莫非陷入了醇酒妇人的温柔之乡?稍考史实,便可证实苏轼还不是这样一个情种。那么,两处诵歌中的“美人(佼人)”只能被视作一个隐喻,而这样的隐喻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由屈原开创的“香草美人”的意象系统。在屈原的艺术世界里,美人即喻君王,对美人的追求即象征对贤明君主的渴求。由此看来,苏子在《赤壁赋》开首两段高歌“美人曲”,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清风明月悠扬和谐的自然图景,暴露出苏轼精神结构中“身在江湖”与“心存魏阙”的深刻矛盾。所以,如果单用一个“乐”字来概括《赤壁赋》开篇的情感特征,难免显得粗疏而又肤浅。
  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有自然层面和历史层面之分。自然之乐,在道家是无待于外的绝对自由与绝对快乐,在儒家则是伴随历史之忧而来的自逸自足之乐。“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两个“如”字又一次暴露了苏轼所追求的自然之乐是偏于儒家的,而非道家的。换言之,苏轼在月白风清的自然世界里求取某种超然的欢欣,并非其情感的终极意向,毋宁说是一种装饰或手段,其深层旨归在于消解历史世界中的失意与忧虑。但他能否彻底摆脱潜在的历史之忧,走向纯粹的自然之乐呢?
  客的洞箫声在自然世界里弥漫开来了,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苏子闻之,顿觉“愀然”。毫无疑问,人物的情感状态在此发生了某种变化。从自然层面讲,苏轼表面上竭力追求的自逸自足之乐已经中止;从历史层面讲,原本被自然之乐遮蔽的现实人生之忧开始明朗化。在《赤壁赋》第三自然段,苏轼巧妙地借助客的身份,用大篇幅深入展示了另一个自己的生之忧虑。曹操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若不看下文,这个发问很容易被理解成鄙弃功名或者自我安慰,而事实恰好相反。“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一个“况”字将渔樵之徒“吾与子”跟一世之雄曹孟德的落差迅速缩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将两者连成了一个功业集合体,转而与自然时间构成了尖锐对比。苏轼虽不像柳宗元之辈被历史时间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他也不是庄子,能够根本拒绝进入历史时间。因此,苏轼的万端悲慨源于在自然时间里看到历史时间的局限而又无可奈何。无论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还是“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的情感状态始终处于有限与无限、历史与自然的矛盾纠结之中。
  那么苏轼最终有没有解开这个纠结呢?这就涉及如何理解《赤壁赋》第四自然段苏子答客的内容。有研究者把苏子劝慰客的观点归结为三个小问题:一是“水”与“月”的内涵;二是“变”和“不变”的关系;三是“无尽藏”的理解。
  “水”“月”之喻为佛经意象,常用来论证世界的虚幻性。苏轼虽受佛教影响,但并未完全皈依,因为他还是肯定了水之“未尝往也”,月之“卒莫消长也”。“变”和“不变”关系的辨析类似于《庄子·内篇·德充符》中所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实际上就是庄子倡导的“齐物论”。苏轼阐述“变”和“不变”的关系旨在表明一个人不拘泥于一物,才能得物之大端,而不落于偏执。“无尽藏”又是一个佛教概念,指天地万物,但着眼点在人心方面,即“无尽藏”是因心体认而获得的。
  不可否认,上述分析将苏子答客所涉概念作了简要的哲学式展开,在文本局部解读层面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但是文学文本的解读不是哲学文本的辨析,撇开文学文本的整体性而截取其中若干概念作准哲学辨析,往往会陷入只见思想不见情感的泥淖。我们已经确知,苏轼进入赤壁世界有一个根本的心理图景——忧惧、落寞、迷惘,也就是说,苏轼夜游赤壁的心理动机是为了摆脱这种精神低潮。于是《赤壁赋》开篇就出现了迷人的良辰美景,但并不能解苏子之忧。然后苏子又分身为客自述其忧,苏子则以庄释之理自解其忧。但结果怎样呢?针对客“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叹,苏子以“水”“月”为喻,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一回答貌似玄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非常粗疏的机械相对论,根本无法劝慰客关于有限之于无限的历史性感伤。其实客之忧虑的基点是如何在历史时间里建立并持续葆有人生意义,苏子似乎感到历史时间的有限性无法抗拒自然时间的无限性,没有劝客去调整对历史时间里人生意义的态度,而是干脆让客抛弃这样的幻想,到自然时间里去获取所谓“物与我皆无尽也”的永恒性,这分明是驴唇不对马嘴。然后,苏子又给客指出了一个似乎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很明显,这实际上又回到了《赤壁赋》开篇所描述的自然之乐。兜了一个圈子,被历史世界驱逐的个体偶在,依然只能在自然世界里且彷徨且逍遥。
  因此,从逻辑上讲,《赤壁赋》末段说“客喜而笑”是相当牵强的。但作为一个文学文本,《赤壁赋》的价值恰恰就在这逻辑推演的尴尬上。不管是作为美景的自然之乐,还是作为玄理的自然之乐,最终都不能彻底消除苏轼内心的历史之忧。这种隐在的庙堂情结不知瞒过了多少《赤壁赋》读者,甚至下意识里也瞒过了东坡自己,苏子与客安然地“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其实各类东坡传记都已用大量事实说明,苏轼一生追慕陶渊明,但又从来没有熄灭过儒家献身历史王道的生命热情,《赤壁赋》写作两年之后,苏轼应诏“量移汝州”便是一个绝好的行动注脚。这大概就是刘小枫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古代诗哲的情感境界:“恻然若忧的仁心,而忧不失乐;超然而至乐,而乐不忘忧。”(《诗化哲学》)
  (浙江省慈溪中学 3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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