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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锦瑟》诗旨为“陈情说”探析(上) / 曹兴戈

  “一篇锦瑟解人难”,王士祯的感叹也是《锦瑟》研究者们的共同感受。关于这首诗的解说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就有适怨清和说、悼亡说、自伤说、为青衣说、自序诗集说、政治理想破灭说、干谒用世①说等等。以上诸说虽已被论者指出许多扞格不通之处,但这些研究却也为这首诗的多元解读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文化资源,也为进一步探究其深邃玄奥的用意、寻找最为接近或符合作者原意的解说提供了基础和路径。“诗无达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还原批评并进而对该诗隐喻背后之真意的探求。李商隐一生挣扎在晚唐牛、李党争的阴影里,因此反复的陈情与剖白是他不可破解的情结。此诗的用意与其他许多有寄托的《无题》诗以及给令狐绹的赠答诗具有不可忽视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这首诗是他对世人包括令狐绹的沉痛深婉的剖白。解读它,不可忽略从作者假想的读者角度来揭示其情感内涵。
  
  一、“望帝春心”是该诗感情表达的“神经中枢”,宜就其用典的深意来追索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刘学楷、余恕诚在引述元遗山的诗句后点明:“人但以转述义山诗语视之,不知其实借以发明诗旨也。”②他们也肯定“望帝春心”对于统摄全诗情感和包孕诗旨的关键作用。那么,作者为何用“望帝”这一典故?首先,这是用来自比,他是晋凉武昭王李暠的苗裔,曾自述“我系本王孙”。其次,他作诗时正在东川幕府,又是地域色彩鲜明的情境喻,冯浩以为是“身在蜀中,托物寓哀”。他借此典用意何在?先看出典。《寰宇记》:“蜀王杜宇,号望帝,后因禅位,自亡去,化为子规。”有人认为,用这一典仅仅因为杜鹃的叫声听来是“不如归去”,表达的是“失意者和失败者的哀怨”。③笔者以为此解类比引申得不够恰当。《寰宇记》所述并非最早出典,更早的是《华阳国志·蜀志》及《蜀王本纪》。前者称望帝其相开明,治水有功,“遂委以政事,禅位于开明”,其后“帝升西山隐焉。时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后者称:“望帝不能治(水),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两则引文都说望帝治水有功,后一则却见出望帝品德上大有问题。吴调公以为“问题不在于研究望帝本身品德问题”,而在于“寄寓了诗人的什么情意”。象征性文本是可以容纳多重用意指向的,那么诗中的“春心”当如何理解,是否包含典故中的“惭愧”之情呢?吴调公以为它既是“伤春”之情,更是对唐王朝衰微不堪的回首痛惜之情④。这是将本诗作为政治诗来解读的。“春心”本指对爱情的向往追求,也可喻指对理想的追求。刘学楷、余恕诚引述李诗有关“伤春”字眼的诗句后评说:“然则‘望帝’句殆谓己之壮心雄图及伤时忧国、感伤身世之情均托之诗魂。”他们还认为这是借诗而发牢骚⑤。笔者以为,肯定它用“比”的手法是对的,但对情感内涵的理解却有偏颇。“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这一典故的本质特征是在“陈情”。诗人《无题四首》中有句云:“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这两个“春心”在手法与内涵上应该是一致的。概括起来说,“春心”含有对往昔选择的追悔、怅惘之类的复杂感情,“陈情”的对象仍离不开与他在情感和境遇上无法剥离的令狐氏。
  
  二、推求“春心”的寄托宜考察作诗的年代及作者的境遇
  
  政治理想破灭说和自序诗集说均认为《锦瑟》为作者晚年的诗作。尤其是后者,仿佛作者晚年编订诗集,将《锦瑟》作为引导读者理解其所有诗作的总纲或者钥匙,甚至想象作者编订诗集时才写了这首诗作为“代序”。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清代的程湘衡,他认为“此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首者”。但他的朋友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否定了他的观点,说:“义山诗三卷,出于后人掇拾,非自定,则程说固无据也。”
  那么,《锦瑟》的成诗大致在什么时候呢?吴调公以为是他晚年家居时期,甚至是“距离他结束生命不久之前”。从诗的风格来看,是他的晚期作品大致不会错的。张采田《玉溪生年谱》将其定为大中十二年(858年),那么便是他47岁亦即生命的最后一年了。朱东润结合张的释诗以为“说服力不够”。冯浩将其系于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应该是可信的。诗的用典和情境都能印证此说:一是诗的用典“望帝啼鹃”属情境喻,与他当时所处的东川幕府的情境相合;二是符合诗人的心路历程,这时的诗人“失道丧家,平居忽忽不乐,始剋意事佛”,还出资于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特创石壁五间,金文勒《妙法莲花经》七卷,启请柳仲郢为记文,内心多有反省⑥;三是《锦瑟》情调尤其是“庄生梦蝶”之典的运用与其时作者的经历与心境颇合。
  那么这一人生阶段中,李商隐的境遇和心路历程如何呢?大中三年十月至大中五年诗人在宁武军节度使卢弘止幕府做判官,直至卢卒于汴州任上。这一年(851年)其妻王氏病逝。李商隐罢幕府归京,穷蹙无路,复干谒令狐绹,得补太学博士,“在国子监太学,始主事讲经,申诵古道,教太学生文章”(《樊南乙集序》)。从大中五年(851年)十月到大中十年(856年),李商隐在梓州柳仲郢幕府任职有5个年头。而赴东川实非李商隐当时的心愿。赴任前,他多次去令狐绹家,反复陈情,乞求援手,都未得对方的同情和帮助。他的《有感》《无题二首》《无题(相见时难)》《无题四首》都作于赴东川任前。对此,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说这些陈情对令狐绹“屡启不省”。对于《无题四首》,周振甫引述张采田《会笺》和冯浩《笺注》作了详细的解析。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①这组诗作于大中五年(851年),作者从徐州入京,向令狐绹陈情,补太学博士,诗是他住在令狐绹家里作的;②作者希望令狐绹推荐他入翰林院,那时他和令狐绹的关系有些好转,但绹以宰相之尊,又不满于作者入王茂元幕,再不肯施以援手;③令狐绹对他深闭固拒,商隐还要向他陈情,希望他受到感动,觉得自己在令狐绹眼里已不像以前那样了,无论怎样向他陈情都不能打动他,所以他说春心不要同花争放,只有“一寸相思一寸灰”了⑦。如品读上述相关作品,可体会到:李商隐当时情绪的低落和心情的郁闷、追悔,异常复杂地缠绕在一起。陈寅恪先生在论及李商隐背着“放利背恩”、“轻薄无操”之罪名时说,“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过入牛、李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⑧实际上陈的话已包含着《锦瑟》表达的是作者在牛、李党之争阴影中的反思、追悔和剖白这方面的意思了。
  综上,笔者以为《锦瑟》是作者“陈情”情结的延续,他心中的假想读者除了世人便是而且主要是令狐氏;表达的意图可能包括干谒、自伤、陈情诸方面的纠合,但不可否认的动机便是向世人尤其是令狐氏剖白,希望获得理解,洗刷被诬的罪名。
  
  三、对“陈情”对象的把握是理解“春心”寄意的关键,而这种“把握”又依赖于从整体上对文本作贯通的诠释
  
  周振甫就《锦瑟》的解读说过一段话:“至于诗中含义,各人有各种不同解释,各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诗人借形象来表达情思,他的情思含蕴在形象之中,没有明白宣露。读者只从他写的形象中体会他的情思,由于形象大于思维,读者的体会不一定符合作者原意,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然。只要读者的体会符合所写的形象,不妨各人各说。其中究竟从哪一说能符合作者原意,那要看谁对作者的思想感情体会得最深切,最能根据作者的思想感情来体会,最为接近或符合作者的原意。”这段话内容很丰富,不仅涉及隐喻性文本解读的多元性,还提出了寻找“最为接近或符合作者原意”的解读原则,那就是“对作者的思想感情体会得最深切”和“最能根据作者的思想感情来体会”⑨。其实这两点是一个原则的两面。不过要想实践这一原则,至少还得有两个条件:一是贴近作者的处境,倾听作者的“言说”——包括揣摩出“言说”的假想性读者;二是得有包括经验和背景知识在内的相当的理解力和鉴赏力。寻找《锦瑟》的“真义”当然得遵循和实践这一原则。

曹兴戈 文选
  • 教师下 / 曹兴戈 新语文学习·高中 2009年第9期
李商隐《锦瑟》诗旨为“陈情说”探析(上)

中学语文·教师版 - 2009年第9期 刊名:中学语文·教师版
刊号:2009年第9期
作者:曹兴戈 【曹兴戈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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