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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牢骚穿一件隐形衣 / 刘祥

  在大唐文化的百花园中,柳宗元无疑是一株错过了季节的莲花。那姹紫嫣红的初唐与盛唐,数不尽的花儿,在肥沃的泥土上自在地绽放,有的娇艳欲滴,有的幽香阵阵,装点得那一片河山,满目斑斓,芬芳扑鼻。柳宗元却不幸生长在地瘠水枯、霜风渐紧的中唐。
  蓓蕾初绽的那一段时光,柳宗元似乎开放得很顺畅:二十岁时中了进士;二十三岁步入官场,出任秘书省校书郎;二十五岁又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二十八岁调为蓝田尉;三十岁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三十二岁升任礼部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作为花儿所应有的色香味儿,柳宗元已然应有尽有。
  然而,这样的顺利,仅只是寒流到来前的暂时性温暖,一场撼动生命根基的风暴,已经开始在柳宗元意想不到的角落里酝酿。
  三十二岁时,柳宗元积极参与了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运动,用最灿烂的绽放,同脚下的污泥浊水进行了最快意的斗争,全然忘却了四下里的肃杀秋风已汇聚成摧花损叶的利刃。于是,仅仅只有一百四十六天,他和他的战友们,就一起倒在了这利刃的疯狂砍杀中。一纸贬书,柳宗元先是被贬邵州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并且“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六十七岁的老母、五岁的女儿等人。初到之时,寄宿寺庙,生活艰苦,有病无处医。未及半载,老母凄然辞世。彼时,政敌们依旧不肯放过柳宗元。一时间,永州境内谣言四起,骂声不绝,“万罪横生,不知其端”,为国为民的革新家,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柳宗元这朵洁净的莲,再也无法在政治舞台上绽放自己的美丽。
  一
  写作《始得西山宴游记》时,柳宗元三十六岁,距被贬永州,已有四个年头。四年间,柳宗元始终生活在丧母、多病、担心朝廷杀戮的多重凄惶中,除了在官署中处理日常事务,其余时间要么游历山水、排遣郁愤,要么埋头著述,钻研学问。据有关学者考证,《柳宗元全集》收录的五百七十七篇诗文中,共有三百一十篇写于被贬永州这十年。这些作品,奠定了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
  四年中,柳宗元还做了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他写了数封信函,请亲友甚至政敌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自己重回朝堂。这些信件的泥牛入海,最终让柳宗元对局势有了真正清晰的认识。也正是这样的认知,他才得以将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永州的山水和百姓身上,开始了另一种意义的生命旅程。
  发现并游历西山之前,柳宗元已经在永州的众多山峦中留下过足迹。《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前一部分内容,就是对这些游历的一个综述。作为压抑人生的真实写照,柳宗元并未将写作重点落在山水风物的摹形绘相之上,而是侧重叙述贬谪生活中的独特心理与怪诞行动。这样的叙述,因为内心的惊恐与愤懑的双重情感的支配,体现出既不敢畅所欲言,又不愿忍气吞声的特性,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同给牢骚穿了一件隐形衣。
  文章的第一句便具备了“隐形衣”的特征。“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这里的“僇人”身份很值得玩味。柳宗元为什么不说“自余被绌”或者“自余被贬谪”,却要强调“自余为僇人”呢?表面上看,以“僇人”自称,似乎有认罪之态,等于向政敌示弱,承认自己积极参与变革活动是一种犯罪。实际上,这个称谓的背后,恰恰隐藏着内心极大的不满与反抗。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罪人,总是想方设法掩饰自己的恶名;蒙冤受屈者,却常常以罪人身份自居。因为,当一个正直无私之人被强加罪名,并且丧失了所有的申诉机会后,唯有这自谑式的称谓,才能表达对政敌的最大蔑视。
  这五个字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我”之所以“为僇人”,并非内心的邪恶作祟,不属于主动性行为。“我”“为僇人”的真实原因,是政敌的迫害,是政敌们给“我”强加的恶名。而“我”的本心,却是可昭日月的为国为民的宏愿。
  “居是州”三字,同样内藏机巧。柳宗元为什么不说“左迁是州”或“谪是州”,而用一个“居”字?又为何不说“居永州”,却要强调“是州”?这三个字,其实隐藏了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郁愤心态。句中的“居”,全无感情色彩,完全是一种公事公办式的冷冰冰叙述;句中的“是”,更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透露出柳宗元对永州的本能的拒绝。这就像日常生活中有人喜欢用“那个破学校”“这个鬼地方”来描述自己所在的学校一样,这样叙述时,总是把自己和学校割裂开来的,倘若内心中对学校充满喜爱,便会称其为“我们学校”。柳宗元从繁华的京城谪居永州这蛮荒之地,内心早已被愤怒、失意、惊恐挤满,再无空间装得下永州的山水风物,因而也就将自己定位为暂时客居此州的一名匆匆过客,不愿意成为永州的一个成员。
  “恒惴栗”三字,依旧极富张力。“惴”为内心中的情绪活动,“栗”为外显的行为,“栗”的原因,在于“惴”。柳宗元在永州时,命运并未确定。永贞革新中风头最劲的“二王刘柳”四人,王伾遭贬不久便在忧郁和惊恐中病逝,王叔文也是先被贬后被赐死,剩下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随时都会遭遇死亡的威胁。如此,内心中惴惴不安,在所难免。而“恒”惴栗,也就符合常情。
  二
  当一个人总是生活在极度惊恐中时,他的生命是无质量的。人生没有目标,也不敢拥有目标,一切便都只能听天由命。这样的日子,最喜的是忙碌,最怕的是休息。忙碌起来,便可以暂时性忘记恐惧;而一旦歇下来,恐惧便会从每一个细胞中生长出来,让呼吸都变得艰难。故而,柳宗元只能用无目的的出游来填塞多余的时间,“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
  “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八个字,如果从文句中删除,对语义的流畅不构成任何影响,反而更显精炼。但这八字却删不得。我认为,此处的“施施”“漫漫”,其实是在描绘柳宗元出行时的谨小慎微。可以想象,柳宗元在“恒惴栗”的情况下,每一次的出行肯定都是不事张扬的悄然而出悄然而归。这八个字,就是在描述这样的出行情景。
  《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最精彩的一个细节,是“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与前文的“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联系起来看,柳宗元每一次出行的过程,都注定充满了艰难。按理说,费了这么多的力气终于到达目的地后,本应该全身心投入到景物的观赏与感悟中。然而,柳宗元却一反常态,到达了人迹罕至之处,却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拿起酒壶,一口气把整壶的酒灌进肚子中,全然不去关注身边的景色,似乎他来到这儿,就只是为了喝酒,为了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在大唐文化的百花园中,柳宗元无疑是一株错过了季节的莲花。那姹紫嫣红的初唐与盛唐,数不尽的花儿,在肥沃的泥土上自在地绽放,有的娇艳欲滴,有的幽香阵阵,装点得那一片河山,满目斑斓,芬芳扑鼻。柳宗元却不幸生长在地瘠水枯、霜风渐紧的中唐。
  蓓蕾初绽的那一段时光,柳宗元似乎开放得很顺畅:二十岁时中了进士;二十三岁步入官场,出任秘书省校书郎;二十五岁又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二十八岁调为蓝田尉;三十岁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三十二岁升任礼部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作为花儿所应有的色香味儿,柳宗元已然应有尽有。
  然而,这样的顺利,仅只是寒流到来前的暂时性温暖,一场撼动生命根基的风暴,已经开始在柳宗元意想不到的角落里酝酿。
  三十二岁时,柳宗元积极参与了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运动,用最灿烂的绽放,同脚下的污泥浊水进行了最快意的斗争,全然忘却了四下里的肃杀秋风已汇聚成摧花损叶的利刃。于是,仅仅只有一百四十六天,他和他的战友们,就一起倒在了这利刃的疯狂砍杀中。一纸贬书,柳宗元先是被贬邵州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并且“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六十七岁的老母、五岁的女儿等人。初到之时,寄宿寺庙,生活艰苦,有病无处医。未及半载,老母凄然辞世。彼时,政敌们依旧不肯放过柳宗元。一时间,永州境内谣言四起,骂声不绝,“万罪横生,不知其端”,为国为民的革新家,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柳宗元这朵洁净的莲,再也无法在政治舞台上绽放自己的美丽。
  一
  写作《始得西山宴游记》时,柳宗元三十六岁,距被贬永州,已有四个年头。四年间,柳宗元始终生活在丧母、多病、担心朝廷杀戮的多重凄惶中,除了在官署中处理日常事务,其余时间要么游历山水、排遣郁愤,要么埋头著述,钻研学问。据有关学者考证,《柳宗元全集》收录的五百七十七篇诗文中,共有三百一十篇写于被贬永州这十年。这些作品,奠定了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
  四年中,柳宗元还做了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他写了数封信函,请亲友甚至政敌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自己重回朝堂。这些信件的泥牛入海,最终让柳宗元对局势有了真正清晰的认识。也正是这样的认知,他才得以将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永州的山水和百姓身上,开始了另一种意义的生命旅程。
  发现并游历西山之前,柳宗元已经在永州的众多山峦中留下过足迹。《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前一部分内容,就是对这些游历的一个综述。作为压抑人生的真实写照,柳宗元并未将写作重点落在山水风物的摹形绘相之上,而是侧重叙述贬谪生活中的独特心理与怪诞行动。这样的叙述,因为内心的惊恐与愤懑的双重情感的支配,体现出既不敢畅所欲言,又不愿忍气吞声的特性,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同给牢骚穿了一件隐形衣。
  文章的第一句便具备了“隐形衣”的特征。“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这里的“僇人”身份很值得玩味。柳宗元为什么不说“自余被绌”或者“自余被贬谪”,却要强调“自余为僇人”呢?表面上看,以“僇人”自称,似乎有认罪之态,等于向政敌示弱,承认自己积极参与变革活动是一种犯罪。实际上,这个称谓的背后,恰恰隐藏着内心极大的不满与反抗。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罪人,总是想方设法掩饰自己的恶名;蒙冤受屈者,却常常以罪人身份自居。因为,当一个正直无私之人被强加罪名,并且丧失了所有的申诉机会后,唯有这自谑式的称谓,才能表达对政敌的最大蔑视。
  这五个字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我”之所以“为僇人”,并非内心的邪恶作祟,不属于主动性行为。“我”“为僇人”的真实原因,是政敌的迫害,是政敌们给“我”强加的恶名。而“我”的本心,却是可昭日月的为国为民的宏愿。
  “居是州”三字,同样内藏机巧。柳宗元为什么不说“左迁是州”或“谪是州”,而用一个“居”字?又为何不说“居永州”,却要强调“是州”?这三个字,其实隐藏了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郁愤心态。句中的“居”,全无感情色彩,完全是一种公事公办式的冷冰冰叙述;句中的“是”,更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透露出柳宗元对永州的本能的拒绝。这就像日常生活中有人喜欢用“那个破学校”“这个鬼地方”来描述自己所在的学校一样,这样叙述时,总是把自己和学校割裂开来的,倘若内心中对学校充满喜爱,便会称其为“我们学校”。柳宗元从繁华的京城谪居永州这蛮荒之地,内心早已被愤怒、失意、惊恐挤满,再无空间装得下永州的山水风物,因而也就将自己定位为暂时客居此州的一名匆匆过客,不愿意成为永州的一个成员。
  “恒惴栗”三字,依旧极富张力。“惴”为内心中的情绪活动,“栗”为外显的行为,“栗”的原因,在于“惴”。柳宗元在永州时,命运并未确定。永贞革新中风头最劲的“二王刘柳”四人,王伾遭贬不久便在忧郁和惊恐中病逝,王叔文也是先被贬后被赐死,剩下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随时都会遭遇死亡的威胁。如此,内心中惴惴不安,在所难免。而“恒”惴栗,也就符合常情。
  二
  当一个人总是生活在极度惊恐中时,他的生命是无质量的。人生没有目标,也不敢拥有目标,一切便都只能听天由命。这样的日子,最喜的是忙碌,最怕的是休息。忙碌起来,便可以暂时性忘记恐惧;而一旦歇下来,恐惧便会从每一个细胞中生长出来,让呼吸都变得艰难。故而,柳宗元只能用无目的的出游来填塞多余的时间,“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
  “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八个字,如果从文句中删除,对语义的流畅不构成任何影响,反而更显精炼。但这八字却删不得。我认为,此处的“施施”“漫漫”,其实是在描绘柳宗元出行时的谨小慎微。可以想象,柳宗元在“恒惴栗”的情况下,每一次的出行肯定都是不事张扬的悄然而出悄然而归。这八个字,就是在描述这样的出行情景。
  《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最精彩的一个细节,是“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与前文的“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联系起来看,柳宗元每一次出行的过程,都注定充满了艰难。按理说,费了这么多的力气终于到达目的地后,本应该全身心投入到景物的观赏与感悟中。然而,柳宗元却一反常态,到达了人迹罕至之处,却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拿起酒壶,一口气把整壶的酒灌进肚子中,全然不去关注身边的景色,似乎他来到这儿,就只是为了喝酒,为了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刘祥 文选
给牢骚穿一件隐形衣

中学语文·教师版 - 2013年第11期 刊名:中学语文·教师版
刊号:2013年第11期
作者:刘祥 【刘祥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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