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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对于人的生存的启示 / 李小宁

  存在主义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对人的存在(即“个人存在”)的关心。雅斯贝尔斯说:“一切事物在其中和通过它完全成为真实的那种东西,……排除了人的存在,这对我们就意味着陷入虚无。”(《回忆与展望》)存在主义伦理学社会学说的中心论题是个人自由,“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里所说的“自由”,绝对不是天马行空式、漫无目的的、无任何约束的所谓绝对自由,而是人对“外在场”(周围世界)的觉悟,是“我在”的强化与追寻。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W·考夫曼《存在主义》),则更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这里必须涉及两个概念:人自身的存在(“我在”),环境的存在(“他在”)。“存在主义乃是使人生成为可能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并宣称任何真理和行为都包含着环境和人的主观性。”“存在的东西叫做人。只有人才存在。”(与前引文同)这就是说人不能沦为“物”,人一旦丧失得只剩下生物性的本能生存,即只看到眼前“物质的闪光”(鲁迅《热风》),看不到此外别的任何东西,人就不成为其人,也就无药可救了。
  阿Q作为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个具体的“个象”,也许价值不大;但阿Q精神作为一种“存在”,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普遍存在的集体的民族无意识,其深度其广度却是难以估量的。
  阿Q作为一个“个人的存在”,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他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固定职业,连自己的姓氏、名字、籍贯都失去了。他失去得太多了,以至于成了没有标签,没有命名,没有包装,没有来路,没有归途的“物性存在”。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与世界(他人)的关系朴素简单到几乎纯粹的地步。他总是飘飘然地飘来飘去,他的生命始终处于一种无名无状的无根状态。也许他生命中有不能承受之“轻”,但他始终不自觉,所以他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无法真正体验到此时此境的“这一个”、我的、个人的真实存在。“一切现实的东西,其对我们所以为现实,纯然因为我是我自身。”(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导言》)没有个人的存在,其他一切事物就不可能成为真实的存在,就会成为没有意志的虚无。阿Q既不能感知自己的存在,也就根本不能超越自己,或者根本不懂得超越自己,他只能是一个混沌一团的,抽空了内质的,被作者刻意设计的,代表大众生存的艰涩的符码。因此,他也就根本无法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他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他的所有行动与思想,都必须受角色的框禁,他不能僭越自己的应然角色而“自由地生存”。阿Q必须始终处于麻木的不自觉的混乱状态之中,因为他是作者“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鲁迅《伪自由书·再谈保留》)集大成者。这里的阿Q不再是一个具体确定的“我在”,而是各个“我在”的混合体,如同一个傀儡,在作者的操持下,演绎着国民的种种劣根性。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模特儿”,而“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鲁迅《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依存在主义者看来,所谓人是指一个具体的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认识主体。”(考卜莱斯顿《当代哲学》)恰恰相反,阿Q就是这样“一个抽象的认识主体”,他存在的实际意义就只剩下演绎作者的抽象思想,除此以外,即无意义。
  这里的关键词还是“演绎”,是舍掉了“人”的具体内涵的程式化的表演,“马戏”的意味就很浓。鲁迅先生企图从生物本能的意义上“演绎”“人”的退化(物化)过程,以及人面对退化所做的种种无意识的挣扎,以及挣扎而又无所改变的悲哀,以及悲哀而知者的苍茫的凄凉与厚重的孤独。“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社会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动的动物了。”(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当一个鲜活的生命被倾轧掉人的“水分”,退守到“物”的范畴,他的行动就如同舞台上的道具,便会被别人随便搬来搬去,抛来抛去——这在冷漠无聊而又麻木残酷的看客看来,的确是生动而有趣味的事件。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世界是不会偏爱某一个人的。只有认识到自己的生存困境,自觉自身的生存现状,就是争取到了做人的权利。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说,周围世界总是肮脏的、令人“作呕”的。而阿Q存在的那个世界,岂止肮脏得令人“作呕”,简直是让人“深恶而痛绝之”的,用阿Q自己的口头禅说:真是太“妈妈的”了。阿Q在它面前显得无疑是太渺小、太苍白了。如果说世界真是个大染缸,阿Q绝不可能有荷花的坚贞与自怜(他不可能像屈原那样“清醒”,时时企图求得自救),其实,他本身就是一只全黑的乌鸦,所以玷污与堕落是于他毫无相关的事情,痛苦又何以产生?即便如此,我们的阿Q还是有幻想的:“威福、子女、玉帛”——“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罢了。”(鲁迅《热风》)幻想,有时简直表现为不着边际的荒唐与可笑,幻想的结果势必使其陷入更深的“虚无”。阿Q的“虚无”还表现在他的自轻自贱上,比如他被别人痛打时,承认自己是“虫豸”以示弱,但往往又唤不起别人的恻隐之情、同情之心,即便如此,他也毫无羞恶之感,他总会为自己开脱,常常以幻想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他的精神总是“胜利”的。“精神胜利法”本身就是一种虚幻存在。尽管有“谈阔”被嘲,“恋爱”失败,“革命”不准等一系列“非人”待遇的刺激,但也无法激活其早已迟钝了的神经末梢,从而使其感受到自己“不人”的痛苦。
  阿Q的“我在”还混杂于“他在”之中,即他根本没有把自身与周围世界区别开来,“自我”与世界的界限是那么的暧昧与模糊,以至于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他并无孤立之感。他不能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作为世界的世界”,即在自己之外还有一个外在世界的作用与制约。他既没有了爱,也就无所谓恨了。从这一方面讲,阿Q是真正孤独的,但他对这种孤独的不自觉,则构成了悲剧。
  人存在于世界是必然的,所以,“我在”必然与这个世界发生着这样那样的有机联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生活”本身就是一张大“网”(北岛诗句)。对于阿Q也一样,他逃脱不了这张“网”;但是,对于这张“网”,他的存在却显得苍白无力、可有可无。人们总是以漠然的眼神看待他,他也还之以漠然。即使有时也勉强地表现出“怒目而视”式的愤然,也就仅此而已,很快就会“合理化”地释解了。其结果,势必使人人都冷漠起来,隔膜起来,始终看不出真正“愤然”的希望,论者当然有理由堂而皇之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既不担忧,也就无所谓畏惧。“畏惧启示着虚无”(海德格尔《什么是形而上学》),而“虚无”揭示着个人的真实存在,因为它使个人的存在同集体的、社会的“他在”区分开来,使个人摆脱所面对的那个不真实的世界,从而回到自己的本真世界。阿Q连自己的死都不再畏惧,不再担忧,甚至于“合理化”了(“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他还能“关心”什么呢?一个正常的人,他的担忧总是指向自己未来的,而未来总是不可捉摸、不可把握、难以明晰的。所以,人在死亡之前,“担忧”永远是不会消除的。受“担忧”的干扰,人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说到底,阿Q对自己的存在,对自己生命前景的不“担忧”,并不是什么大彻大悟,而是一种懵懂的麻木。倾听,或者言说都无法破损,由于反复的残酷性事件的打击,在阿Q的意识,以及由此深入下去的潜意识感受层上,所生就的一层老茧,而直接指向其“内世界”。实质上,对于阿Q来说,真正的倾听或者言说事件根本不曾发生,近似于失聪式的打岔与呓语式的叫嚣,只能看作是一种变态的发泄方式。阿Q的痛苦并非没有,而是在他的潜意识里积压得太深太厚了。他的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这种“痛苦”的“荒谬”反映。
  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对“荒谬”作了精辟的解释:“荒谬”是“理性的人”遭遇到“毫无道理的世界”之后产生出来的。面对“荒谬”,才出现“背叛”。他说:“我背叛,因此,我才存在”。那么,对于阿Q来说,他到底算不算一个“理性的人”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他充其量只能是一个不自觉的、麻木的、非“个人存在”的样品。他到底“背叛”了没有呢?
  虽然,阿Q想“革命”,并且理直气壮地喊出了“造反”的口号,“闲人”也都另眼看他。他“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些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小说中这样的描写,无非说明阿Q的所谓“革命”,是混沌的、盲目的、不自觉的、无目的的瞎胡闹式的热闹罢了,至于对他自身的真正意义,分析起来实在“渺茫”得很。后来,“阔人”们“不准革命”时,作者也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好让他去死了。“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死亡面前做些什么”(尼柯尔语),我们的阿Q死前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到底可能做什么呢?
  作者设计阿Q临死前画花押的细节,使我猛然想到嵇康。嵇康临死前“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晋书·嵇康传》),一曲《广陵散》足以表明当事人当时生命意识的清晰与觉悟。而小说对阿Q对于圆圈“圈而不圆”,到“合理化”,到“精神胜利”(“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三部曲”的描写,意在表现阿Q将自欺欺人、麻木不仁、无所作为的生命不自觉状态进行到底的精神状况的真实。
  这样看来,阿Q的悲剧注定是必然的,而其根源与意义实在是深远的。
  
  [作者通联:甘肃白银一中]

李小宁 文选
《阿Q正传》对于人的生存的启示

中学语文·教师版 - 2007年第3期 刊名:中学语文·教师版
刊号:2007年第3期
作者:李小宁 【李小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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