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要求】

了解有关语体的基本知识，在写作与说话的实践中，语言的表达不但要准确、通畅，还要力求做到得体。

【知识导引】

我们说话、写文章，表情达意，一是要准确，即把想要表达的意思说得清清楚楚；二是要通畅，即遣词、造句、构段和谋篇都符合语言运用的一般法则和习惯；三是要得体，即根据表达的特定需要，选用适当的语言体式，收到比较理想的表达效果。

语言体式，通称语体。语体是语言的功能变体，它和文体有密切联系，但又有明显区别。文体属文章学的范畴，它主要研究各类文章的体裁、作法；语体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它主要研究各种语言体式的功能特征。文体只涉及书面文章，跟口语没有直接联系；语体要兼及口语和书面语。我国古代汉语可以分为文言语体和白话语体；现代汉语可以分为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口语语体又可以分为谈话语体和演讲语体，书面语体又可以分为科技语体、文艺语体、政论语体和事务语体。这些语体还可以继续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当然，为了适应特定的交际功能的需要，各种语体之间常有互相交叉或互相渗透的情况。要根据各种不同的需要，选用不同的语言体式。语言体式的选用符合特定的目的、内容和要求，就叫得体，否则就叫不得体。

目前，有不少中学生，由于缺乏有关语体方面的基本知识，他们在写作与说话的实践活动中，经常出现一些语言运用不得体的毛病。比如不管写什么样的文章都采用抒情散文常用的语汇，或一味追求华丽的词藻，不会运用在现代社会活动中用途很广的科技语体和事务语体的词语。有的学生在应该运用口语和白话的场合却喜欢滥用古语词和文言虚词之类，造成文白夹杂、语体不协调的现象。也有的学生写记叙文不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叙述句、描写句，却喜欢用政论语体和事务语体中的句子，一开篇就是“在……下”，结尾就是“为……而奋斗”，文中充斥着标语口号式的句子，句式的选择很不恰当。还有的学生写一封介绍信介绍本班一位同学参加校文艺宣传队，信中不是用平实的语言介绍该同学的身份、特点等，而是用了不少修辞手段，把该同学比喻作“童子面茶花”，把他的歌喉比作“新莺出谷，乳燕归巢”，实在有点令人费解。

怎样才能使语言表达做到“得体”呢?总起来说，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认清对象。

说话、写文章是要给人听、给人看的，要达到既定目的，收到预期效果，必须适合听者和读者的需要。毛泽东同志说得好：“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的确如此。由于对象不同，决定了我们使用的语言也有所不同。给孩子们写东西和给成年人写东西，在语言的特点上应该有所不同。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和在通俗读物上发表的文章，在语言的运用上应该有所区别。向上级领导请示工作和跟自己的下属布置工作，在用语上也应该体现差别。如果不管对象是谁，统统用一个腔调说话，或一套模式写文章，就很难收到良好效果。

(二)要区分文体。

说话、写文章的目的和内容不同，所采用的文体也不同。文体不同，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也有所不同。不同的文体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又要求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比如：写一封信和写一篇发言稿，用语会有一定的差别。写一篇评论和写一篇报道，语言运用会有很大的差异。同是说理，立论和驳论的写法不同，语言的倾向也不尽相同。同是谈话，训斥和规劝的态度不同，语言的色彩也相距甚远。不注意这一点，就会造成语言运用与文体的特点不相适应。

(三)要风格一致。

这里讲的是语体风格。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就整体来说，应该有统一的语体风格。如果在行文中破坏了这种统一，就会使人感到不和谐。比如：说话应该用口语，写文章应该多用书面语，这是一般的常规。但如果说话时使用书面语过多，叫人难以听懂；或写文章时满篇是口头俗语，叫人不胜其烦，这就有点“不得体”。又如：写现代文，忽而使用现代汉语，忽而使用古代汉语，这一段是白话，那一段却夹杂着不少文言词汇，这种文白夹杂的作法，同样是“不得体”。

当然，强调语体风格的一致，并不是说一定要纯而又纯，不能有任何变化。正相反，我们一方面在整体上要注意保持语体风格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局部上也允许存在语体风格的多样化。比如：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为了表达的需要，说话中引用少量的书面“文词”，或写文章中穿插一些口头俗语，用以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不但不应该禁止，反而应该提倡。又如：在特定的条件下，同样为了表达的需要，在现代文的行文中偶尔引用少量的文言“古语”，使古代语言中有生命力的语汇，为现代文章增辉添彩，这不叫“文白夹杂”，而叫“古为今用”。只要做得恰当，不但不应该反对，反而应该鼓励。

此外，还有雅与俗、庄与谐、繁与简等，道理也和上述情况大体相同。一篇文章是雅还是俗，是庄还是谐，是繁是简，整体风格应该有一个基调，但并不排斥兼采其他。如果把这几种关系处理得当，同样可以做到有主有辅，相反相成，达到有机的统一。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造成风格杂糅，语意混乱。

(四)要讲究分寸。

说话和写文章都要讲究分寸，要提倡辩证法，不要搞绝对化。观察事物要注意当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析问题要注意事物本身的复杂性，要从联系和发展中全面把握事物的本质，切忌主观性和片面性。“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要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既不能把现象看成本质，也不能把普遍性的问题当作是特殊性的东西。判断要有根据，说话要留有余地，这样才能使人感到有分寸，有说服力。

语言表达是一项复杂的综合能力，“得体”又是语言表达能力的较高要求。真正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一个磨练的过程。首先需要提高认识，增强训练的自觉性；然后是研究一些范例，增进有关语体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在写作和说话的实践活动中加紧练习，不断提高自己语言表达的深度和力度。

例1.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

例2.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例1和例2分别摘录了毛泽东同志两篇重要哲学论文的首段和重点段落，两篇文章讲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理，内容是基本相同的。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一向是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为特征的，但是，这两篇文章由于阅读对象、写作目的的不同，在语言表达上仍有着明显的差别。《实践论》写于1937年，是作为党的重要理论建设以至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而写作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写于1963年，是当时指导农村工作的一个文件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写给农村工作人员及广大群众看的。语言表达要“得体”，就必须适合不同读者对象的需要。参照比较阅读同样内容而表述方式不同的段落，会给我们写作以很好的启示。

先看两例的首段，也是两文的首段，同是提出问题，同是从反面引出论题和论点，使用的语言却完全不同：一是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设问；一是科学的术语，准确的判断。在两文不同的写作背景、目的和对象的条件下，应该说，两种表述方式都是“得体”的。我们要特别体会作为教材的例1，作者在生动、形象的语句之后，蕴含了与例2相同的科学道理，而且语言的表述有严密的逻辑顺序，富有多层次的表现力。

再看两例完整表述认识论原理的段落，其用语也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浅显通俗，后者缜密严谨。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例1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全过程，采用了一个浅近易懂的说法， 即“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种大众化的概括后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语句。我们说这里用语很“得体”，就不能离开文章的具体语言环境。尽管很通俗，文章对认识论的原理及过程还是作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请看例1的第2段，作者在提到“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时，同时又重复提出“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准确的术语。正是在这种语言环境中，作者提出通俗的说法就有了科学的依据，不至于产生歧义。如果脱离了语言背景，不加分析，孤立地去看待这一提法，认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把两个完全不同范畴的概念混淆起来，那就大错特错。这里的“变”，实际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意思。对这种特定语言环境的特定概括，人们在理解和使用时，已经赋予其特定的含义了。这就是语言表达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例3.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例4.

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已经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

这两例都是鲁迅先生回忆白莽被捕出狱时的情景的文字。细读两段文字，写的虽然是同样的事情，但由于写作时间、文章体裁和主旨的不同，描述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用语也有很大差别。

《为了忘却的记念》是作者在烈士牺牲一年时写的纪念文字，重在搜索与死者生前的交往，点滴细节，惟恐遗漏，追悼之情，溢于言表；而五年后给烈士著作写序，时过境迁，作者追忆的目的重在赞颂，理念的成分加重。故前段文字记白莽出狱，时间、地点、过程写得很细，围绕第一次告诉作者自己是革命者、刚刚由被捕而释出这一中心点，写了前因后果，比较完整；后段文字则记叙很简，被捕出狱只用了“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这样两个短语，重点在他出狱后的一段话，以突出他获释后的坚定、乐观的态度。

两段文字都写了白莽的表情──笑，可见白莽出狱时的笑，给了作者深刻的印象。两处描写，用语都不同。前者是“彼此都不禁失笑”，后者是“笑笑的对我说道”，为什么要这样用语?这就要看当时的语言环境。前者白莽刚刚出狱，彼此都是第一次感受这种反常的情态，用“彼此失笑”就准确地反映了在白色恐怖下的那种尴尬场面，庆幸中带有一种幽默、调侃的意味。后者是旧事重提，已经不是当时的现实，作者意在引出下面的一段说明他在逆境面前无所畏惧的坚定话语来，故用“笑笑”以与下文的情绪相协调。作者这两处用语的不同，既是客观情境的需要，又反映了作者主观感情的细微变化，因而读来十分和谐。如果换一下用语，前者用“彼此都不禁笑笑”，后者用“失笑的对我说”，就会感到用语是如何的“不得体”了。

例5.

(一)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

(二)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

这两段话都是林黛玉回答是否读书的提问，不同的对象作了不同的回答。为什么这样呢?一般认为，这反映了黛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谨慎态度，随时改正自己不合时宜的对答，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如细细研读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字斟句酌、天衣无缝的语言功力，文字中更为丰富的含意和作者更为精巧的用心。

贾母问的是“念何书”，黛玉回答自然是“念了《四书》”，这一问一答，贴切合理，黛玉说了实话，一方面出自对贾母的亲情，一方面反映了她率真、纯洁的少女性格；当贾母代姊妹回答的是另一种语调时，黛玉当然是“时时在意”的。后来，宝玉问的是“妹妹可曾读书”，如果再回答“读的是什么书”，就答非所问，很不得体，因而回答“不曾读”，答的准确、恰当，“些须认得几个字”恰好又与贾母的口吻一致，这不正显示了黛玉机智、锐敏和“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的初衷吗?我们说文中写黛玉的对答高明而得体，就是这样从语言环境的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分析和体察而来的，而这，正生动地体现了作者刻画人物、使用对话的高明和“得体”。

例6.

(一)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

(二)华大妈跟了他(夏四奶奶)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

这是夏四奶奶和华大妈给儿子上坟的两段描写文字。两个儿子分别埋在两个不同的坟场，显示着死者不同的身份，一个是被反动派的钢刀杀死，一个是被愚昧的软刀杀死，却得到同样的归宿。夏四奶奶和华大妈都有失子之痛，但这种悲痛又打上各自不同遭遇的烙印。夏瑜之死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不能理解，这是最大的悲剧。夏四奶奶在生人面前的“躇踌”“羞愧”，形象地、深刻地表现这种悲剧性。这里，用词的精当、得体，就在于符合人物的主客观的具体环境和思想感情，直接揭示了主题，突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华大妈看到自己儿子的坟上没有“红白的花”，也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我们说，这“不足和空虚”用词十分得体，就在于它既符合人物的身份、情感特点，又寄寓了作者深刻而又丰富的思想内涵。这位母亲对儿子咽下革命者的鲜血而死的悲剧，也全然不知，竟然为自己的儿子坟上没有花环而感到“不足和空虚”。这种情绪只能使她距离现实愈来愈远，失落的灵魂跌入更为愚昧的深渊，而作品的悲剧色彩也更为浓烈。作者想给作品增添若干“亮色”而装点的花环，在这种反衬下，是不是就“删削了黑暗，装点些欢容”呢?这是难以说清的。这种手法，张出了一个巨大的艺术空间，留给读者去思考，作者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表示是“不愿意根究”的。

例7.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这段文字完整地批驳了“永久不变的人性”，用语的得体，表现在整体上使用了幽默和讽刺的笔调，寓庄于谐，雅俗并举，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开头用反问句确立论点，兼有批驳之意，语锋逼人。后三段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批驳，其文意的归宿体现在三个结尾句上。这三个结句分别与开头的反问句相呼应，组成一个完整的表意网络。而这三个结句，又各具神态，用了三种不同的语体。第一尾句“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用的是通俗的口语；第二尾句“委实是‘岌岌乎殆哉’”引用文言古语；第三尾句“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则是十足的书面语言了。这些语句与各自的语言环境十分协调。用人的“脾气”来喻人性，已经有点揶揄、调侃的意味，与俚俗的语气正相吻合；文学作品是写香汗好，还是写臭汗好，可是个严肃的重大问题，采用先人名言，正可收“一言九鼎”之效；至于英国小说写哪一种的命长，可是个一时难以说清的问题，故作者使用了模糊语言，讲究分寸，这就只有书面语可以奏效了。

这第三个结句，从内容到表达，我们还可以吸取更多的东西。有人将此语解释为含有“严密的科学性”，是对人性论的否定，似乎过于确凿，不仅有悖于文面的字义，而且与语言风格及倾向均不吻合；理解过死，势必缩小甚至曲解作者的本意。这里，“现在”一词，活脱精当，既不肯定，却也未否定，但倾向却很明显，说明“现在不可知”，“将来”将未必；“似乎”一词含蓄委婉，留有余地，既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留下巨大的理解空间。这样，语句的含义更丰富了，容量也更大了。从表达的手法来看，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将上述三个结句改用一个腔调说话，除非使用复沓、严谨的排比句式，否则，就会显得单调、平板，失去语言的波澜和光泽，因而也难说是“得体”了。

例8.

(一)在北京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为佳，黑紫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二)种了这小东西，庭中就成为系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毕回来，不觉总要在那里小立一会儿，那藤蔓缠着麻线卷上去，嫩绿的头看似静止的，并不动弹；实际却无时不回旋向上，在先朝这边，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边了。前一晚只是绿豆般大一粒的嫩头，早起看时，便已透出二三寸长的新条，缀着一两张满被细白绒毛的小叶子，叶柄处是仅能辨认形状的花苞，而末梢又有了绿豆般大一粒的嫩头。有时认着墙上的斑驳痕想，明天未必爬到那里吧?但出乎意外，明晨已爬到了斑驳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见；在这样小立静观的当儿，都默契了“生之力”了。渐渐地，浑忘意想，复何言论，只呆对这一墙绿叶。

这两段文字出自郁达夫和叶圣陶这两位名家之手，两文都是抒写作者在破屋庭院对牵牛花的观赏，但由于为文主旨不同、思想情趣不同，因而取材的角度、描写的重点和方法也不尽相同。我们阅读这些文字，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在两文语言的运用如何与之相适应这一点上，就可能对表达“得体”有更新的体会。

郁文是从牵牛花的身上感受“秋意”的。这“秋意”是什么情调，全文自有主线，但从节选的文字看，却未作任何说明，而是从写景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而这全部的写景抒情都不是现实的写真，而只是作者对北国之秋的怀念和遐思。想像中的真实，真实中的想像，这就是本文也是本段节选文字的最大特点。

想像中的真实，是在早晨，作者坐在破屋庭院的槐树底下，“看到的”、“听得的”、“细数着”的、“静对着”的种种秋天的景象；而真实中的想像，则是作者对这每一景物都有一番独特的装点和解说，注入了自己特有的秋的感受和情趣。请看，“天色”是“碧绿”的，又是“很高很高”的，这“很高很高”不正表达了开阔、旷达的秋天的意境吗?再看，“日光”是从东方射出的，而且是从槐树叶底“一丝一丝漏下来的”，而这“一丝一丝”又是作者在用心“细数着”的，此刻，我们不正可以领略到清静、幽远的秋意吗?再往下看，就是“在破壁腰中”对牵牛花的静观了。这里，一个“静”字点出了秋意的主调，而蕴含最丰富的词还数“蓝朵”。蓝色，是成熟的标志，又是多情的象征，正是这“蓝朵”凝聚着深沉的秋意。作为陪衬的秋草，从“疏疏落落”和“尖细且长”的描绘中，不也正可看出浓浓的、悲凉的秋意吗?如果说，上面的描述想像的氛围还不明显，那么，这“秋草”的描写，就十分露骨了。不信，请看句首的“教”字，还别忘了前面的“最好”和“还要”两词。这三个词语可说是作者对大自然的刻意雕琢，突出了秋天的严厉、萧索的意境。据此，我们可以体会到，正是作者上述用词的精巧和得体，近似无心而自然的点染，才使牵牛花的多种色彩呈现出多层面的秋意。

叶文则不同。作者写牵牛花是为了赞美她的“生之力”。如果说郁文偏重于情趣，那么，叶文就偏重于理趣了；如果说郁文“含而不露”，那么，叶文就“直言不讳”了。可贵的是，后者对牵牛花的哲理的思考，并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通过细致的观察、精心的描绘，顿时的感悟，用朴素而从容的语言再现出来的。这也可说是本段文字表达上的特点吧。

练习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