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显示作者的智能、道德的优越感，讽刺则是对假恶丑的揭露和否定；幽默较为婉转、轻松，讽刺则直接、犀利。

《阿Q正传》也可以说是幽默文学、讽刺文学。作者运用汉语言文字真是娴熟自如，闪转腾挪，得心应手。几乎什么都来幽默一把，顺笔给予必要的讽刺。这里，作者举例详细指出《阿Q正传》的幽默讽刺语言的七种手段，重点论讽刺语言，令人信服。

你认为鲁迅为什么要用幽默讽刺的手法来写《阿Q正传》?

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巧妙地造成谐趣，使读者在笑中了解所写的人和事物，领悟真理，自然共鸣，就是幽默。《阿Q正传》的叙述，处处都有谐趣，其语言手段是多种多样的。

1.仿拟。阿Q及其周围人物，在病态社会里形成了畸形心理，对事物的看法、想法和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可笑的，因此仿拟人物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观察和他们的语言，把外界事物、心理活动和行动结合起来叙述，便是造成谐趣的重要手段。《续优胜记略》里有这样的叙述：阿Q看到王胡捉虱子，“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以“抬举”王胡的心情“并排坐下去”，但是，“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而且咬的“又不及王胡响”，于是“不平”地骂起来，而王胡竟敢回骂；“阿Q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独有这回却非常武勇了。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这里，作者的叙述语言和阿Q的内心独白自然融合在一起了。“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等仿拟心理状态的语句，把阿Q愚昧的自尊和高傲非常幽默地表现出来了，读之禁不住要笑。其他如仿拟阿Q的语言“嚓”“妈妈的”“一群鸟男女”和他唱戏的情形，仿拟赵太爷的“‘我’去叫他的”，仿拟“未庄人”的“柿油党”和“穿着崇正皇帝的素”等等也都富有幽默感。

2.多用反语。说阿Q“见识高”“武勇”“优胜”和是“完人”，说赵秀才“博雅”，说他的事是“大新闻”，说“忘却”是祖传的“宝贝”等都是反语。这些反语令人觉得所写人物及其行为更可笑。

3.巧用文言。如在未庄，谁如果被“有名”的人打了，也就跟着出了名，因而叙阿Q被赵太爷打嘴巴，用一“蒙”字，表示挨打也像荣幸地蒙受恩惠似的；写阿Q由于头上有癞疮疤而忌讳说癞，后来连光、亮、灯、烛也讳，作者用“推而广之”一语，使人觉得那忌讳之广的可笑；写阿Q的“中兴”时，叙酒店掌柜疑而且敬的形态，用“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的文言句式，也是巧妙幽默的。鲁迅是力倡白话的，他的小说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标志着白话对于文言的胜利。但任何事物都是有继承性的，语言也是如此。用现代口语写作，发展现代文学语言，也需要吸收和融化文言中有用的东西。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到，在鲁迅的笔下，一些文言词、语、句不仅活得很，有生气，而且由于表达的特殊需要，可以用作修辞手段，使语言活脱、幽默、洗练。

4.庄词谐用。将一般用于国家、政党、社团或大人物所做的政治、军事等大事的词语、带有严肃色彩的词语，用于说日常小事，用于说普通的人，甚至用于说无聊滑稽的想法和举动，使语言幽默。例如，说认定“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之类是阿Q的“学说”；阿Q常常怒目而视，而行动上怯于反抗，作者便说是怒目“主义”；阿Q按照地保传达的赵府的要求去磕头赔礼，作者说是“履行条约”；将盘辫子的人们称为“盘辫家”；把赵太爷一家商定找阿Q来，说是家族“决议”等。

5.活用成语、“炼话”。一些成语、“炼话”的使用，也是看似严肃实则幽默的。如说人们对阿Q“敬而远之”，说阿Q把小尼姑“视若草芥”，对小D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叙阿Q进城参加偷盗后“威望”忽而高起来，便说“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等。

6.牵附造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凭借词义的牵连，翻造词语，也有幽默感。如，因有“深闺”，造出“浅闺”；由“不朽”文章，造出“速朽”文章；由“十分”得意，造出“九分”得意等。

7.一些常用的修辞手段如比喻、婉曲、对照、夸张等，在《阿Q正传》里也都被使用得很幽默。如写阿Q挨了赵太爷的打，却使大家仿佛格外尊敬他了，用的比喻是：“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牲，但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这比喻以“畜牲”和受“尊敬”的不调和而又统一，造成谐趣。婉曲，如别人都叫王胡为“王癞胡”，“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阿Q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不直说阿Q避自己癞疮疤的讳，叫人看了更觉得阿Q可笑。对照，如赵家“虽说定例不准掌灯，……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其一，是赵太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其二，便是阿Q来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舂米。”这对照既含蓄又幽默。两件事反映同一本质，是含蓄；将阿Q与赵太爷并提，同阿Q愚昧的自我优越感相适应，是幽默。夸张，如写阿Q画押，说阿Q“使尽平生的力”画圆圈。此外，藏词(如以“而立之年”代“三十”)、省略(如阿Q的念头“女……”)、缩简和转化词性(如说王胡又“癞”又“胡”)、使用特殊的插入语(如“还有赵白眼的母亲──一说赵司晨的母亲，待考──也买了……”)等语词手段都增加了文字的谐趣。

进步作家、革命作家的幽默是基于对生活的深刻认识而坚定自信、倾心于真善美和憎恶假恶丑的表现。鲁迅对生活的观察最深刻，对于所描写的人物、事物有入木三分的认识，有鲜明的爱憎，因此，他的语言的幽默是与深沉的思考、明朗的态度和坚定的主张相通的。写肯定事物的时候，幽默与热情的由衷的褒扬联系着。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的生动地表现柔石烈士纯朴高尚的道德，就有这么一段幽默的叙述：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

这幽默是对革命烈士的衷心的热情的歌颂。但是，当对象是否定事物的时候，幽默就和讽刺结合了。讽刺，是以夸张的笔墨揭露喜剧性矛盾，写出生活的真实，使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的事物现出丑相，使读者发笑；这笑，是嘲笑，讥刺，锋芒直逼对象。幽默显示作者的智能、道德的优越感，讽刺则是对假恶丑的揭露和否定；幽默较为婉转、轻松，讽刺则直接、犀利。《阿Q正传》所描写的是恶浊的“病态社会”，主人公阿Q及其周围人物在恶浊社会中受传统思想和多种陋习的染渍所形成的精神病态是丑恶的。鲁迅为改变人们的精神，为改造社会，就较集中、较着力地暴露和批判社会和人的病态。因此，伴随着幽默的就是讽刺。

叙述阿Q在精神胜利法和其他畸形心理支配下的行为都是幽默的，笑里含着同情，甚至可见泪痕悲色；但同时也有辛辣的讽刺。《优胜记略》中写他以丑骄人，连癞疮也仿佛是“高尚光荣的”，写他自打嘴巴而“转败为胜”；《续优胜记略》里写他在挨打之后迁怒于小尼姑，“发生了敌忾”，对小尼姑“一战”而建立“勋业”，“报了仇”；《恋爱的悲剧》里写他关于女人的“学说”和“诛心术”等：这些反语、冷语都是讽刺，其锋芒所向乃是阿Q的可笑的思想、语言、行动所表现的社会精神顽症。这讽刺同对于赵太爷、假洋鬼子、秀才的讽刺有别，这讽刺虽然尖锐，却是为了“疗救”，是热讽。

讽刺恶势力的时候，就不同了：

……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

这讽刺虽也引人发笑，但其中含了深刻的憎恶和强烈的愤怒。这讽刺是同对丑恶的揭露和抨击联系着的。“消息灵”是冷语，指出恶势力有灵敏的反革命嗅觉；“将辫子盘在顶上”一语使丑相毕现，暴露其最典型的投机分子的“巧滑”行为，可笑，更可鄙；二人“历来也不相能”，却“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其中“历来”和“立刻”，“不相能”和“情投意合”的比照，构成讽刺，暴露恶势力的虚伪和狼狈为奸；“想而又想，才想出”中的“想”字的反复使用，“当作满政府”中的“当作”一词的使用等，讽刺性更强，使读者在笑中深知其“革命”为何物；“不见了……宣德炉”更是不着痕迹地点出其盗贼行径。鲁迅总是这样使恶势力的丑恶面目和行径彻底暴露在读者面前，语言又是如此巧妙而老辣。《不准革命》里写赵太爷由于儿子挂上了“银桃子”而“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隽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挂“银桃子”和“初隽秀才”的并提，已有讽刺性，而说他变得“目空一切”又以不把阿Q放在眼里为例证，就使人想起了他叫阿Q为“老Q”那时候的可怜相，讽刺就更加辛辣。在《大团圆》里，白举人以声言辞掉帮办民政之职要挟老把总，老把总却道：“请便”；“于是举人老爷在这一夜竟没有睡，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没有辞”。这种喜剧性的冲突及其结局，用“于是”“竟”“幸而”“倒”等词语构成的曲折语调和庆幸的口气写出，便增强了讽刺力量，使举人老爷的“阿Q相”也暴露无遗了。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曾说，写第一章的时候，因为是要在《晨报》副刊“开心话”栏发表，为了切题，“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有人据此认为《阿Q正传》中的幽默是不必有的。鲁迅讲的“不必有的滑稽”指的是第一章中的某些话，不是全篇。从第一章看，关于题目的确定和阿Q姓名籍贯的查考中，有些“不必有”的开心话；若就全篇而论，幽默则是必不可少的，是与阿Q的性格特点以及全篇思想内容相统一的。鲁迅说，动笔时阿Q的“影像”，在他心里已经有好几年了。这就是说阿Q的可笑的性格特征是早已基本上确定了的。孙伏园先生约鲁迅为“开心话”栏写稿，鲁迅之所以想到“传阿Q”，则必定是因为早在心中的“影像”就是有幽默感和讽刺性的。写的时候，之所以能够“胡乱加上”些“滑稽”，也与既定的内容有关。而后来“渐渐认真起来”，而且从第二章起就移到“新文艺”栏，那么切“开心话”的题目的因素该是消失了，是不会再“胡乱”加的了。因此，《阿Q正传》以幽默和讽刺的语言写下来，倒是体现了鲁迅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的。

选自《阿Q正传创作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题目是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