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要求】

认识阅读与思考是说话与写作材料的来源之一，并了解在阅读时与写作有关的几种常见思路，以便沟通读与写的联系，进一步开拓题源。

【知识导引】

从认识生活的角度来看，阅读也是一种观察，不过是一种间接的观察。阅读的过程不可能完全没有思考，区别只在于思考得是否自觉，是否深入。古人主张“心到”，主张“熟读精思”，就是说思考要自觉，要深入。所以，跟观察与思考一样，阅读与思考也和写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写作来说，阅读与思考也是一种积累知识、锤炼思想、丰富情感和提高能力的重要途径。因为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是会相互迁移的；阅读与思考又常常是触发写作动机的媒介，只要注意就会发现，许多文章甚至大部头的著作，都是起源于阅读和阅读中的思考的。

下面介绍几种与写作有关的阅读思路。

(一)提要钩玄。

韩愈说，读书的时候应“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就是说，对于叙事性文章，一定要抓住其中最主要、最能反映作者思路或最精彩的地方，抓住最重要的事实；对于议论性的文章，必须抓住最能反映作者见解的词句。抓住记事之“要”，议论之“玄”，这是对读物的分析、判断、选择，也就是对读物的思考。把这思考的结果写下来，就是一种写作活动。

“提要钩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摘抄，一种是提要。阅读后，把重点部分、精彩部分、有资料价值的部分摘录下来，既能积累知识，储存资料，还能加深理解、巩固记忆。摘录的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还可以从中获得新的启示，产生新的见解。摘抄，文句一定要准确，一个字、一个标点也不能改动，并且要注明作者、出处。这不仅是为了保证摘抄的资料价值，也是为了培养严谨的学风。提要，是用简明扼要的话概括读物的主要内容。可以写成提纲式，就是把原文的每一部分的要点逐段写出，能反映原文结构安排上的特点，语句不要求连贯;也可以写成概要式，这也是综观全文，但不是逐段概述，而是抓住基本内容，用连贯的语句叙述，一般要用自己的话，尽量少引原文。摘抄或提要，可以写在卡片或活页纸上，这样便于分类保存，也便于查阅。

例1.

林肯和他的继母

美国前总统林肯八岁丧母，过了一年，他的父亲汤姆又娶了一位妻子，名字叫莎腊。莎腊来时，除带了两个儿女外，还带来了一条鸭绒毯子、几个鸭绒枕头。

新母亲为孩子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林肯姐弟洗了个热水澡。晚上，她把林肯姐弟睡的玉蜀黍梗垫子撤掉，给他们换上了鸭绒枕头和毯子。林肯那又黄又瘦的小脸露出了笑容。

林肯很爱读书，莎腊虽然没念过书，可她总支持林肯学习。林肯后来成了律师，又参加了总统竞选。莎腊赶到城里，想看看林肯，但为了不妨碍他，她只是静静地站在人群中，望着做讲演的林肯。林肯看到了莎腊，马上从马车上跳下来，与莎腊拥抱。莎腊从不掉眼泪，但当林肯当选总统时，她激动地哭了起来。1861年冬，林肯赴任总统前，冒着风雪回乡与莎腊告别。

四年后，林肯遇刺身亡。当人们来探访莎腊时，她重复了她以前对人说过的话：“他(指林肯)从来不曾对我说过一句使我难堪的话。”林肯当选总统后曾经这样说：“我的一切都属于我天使般的母亲。”

(摘自1982年3月12日《青年报》)

这是一篇记叙文的“摘要”，情节和语句都是连贯的，但要比原文简明多了。这是一种语文能力的训练，也是一种资料的积累。

例2.

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四个阶段：一、汉民族形成的准备阶段，即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春秋、战国时期。其特点是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形成了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民族──汉民族。二、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特点是民族迁徙出现了对流，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三、宋辽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主要是在边疆区进行，不仅有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而且有大量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四、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时期的清代。这一时期，奠定了现在中国的疆域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基础。汉民族是一个由多血统融合而成的民族，可见，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思想是没有根据的。

这一段采用“提要”式，用简明连贯的语言概括了原文的主要内容。这在自己，是一种积累；发表出来，又以最俭省的方式传播了知识。

例3.

用人六策

(一)知人善任，各得其所。既用人，就要信任。信任的关键是考察，是从发展中看人。

(二)配好班子和创造必要条件。配好班子，不但是分工的需要和集体研究决定重大问题的需要，而且有个发挥最佳的总体领导效能和德、识、才、学的互补问题。

(三)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用人要布置明确的工作任务，这叫“压担子”。要检查，督促人才奋进。要总结，善于总结才能“更上一层楼”。

(四)有表扬，有批评，赏罚分明。表扬时要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批评要使人在认识错误中鼓起改正错误的勇气。赏罚要分明。成绩卓著者赏，渎职失职者罚。

(五)鼓励竞赛，反对嫉妒和搞小圈子。嫉妒是人才成长的大敌，要用竞赛代替嫉妒，来个百花争妍。对搞小圈子、门户之见、垄断才源、压制新生力量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军阀作风的东西，都应当反对。

(六)要近心怀坦白、直言能谏的人，远阿谀奉承、唯唯诺诺之辈。投领导者个人之所好，在领导者面前播弄是非的人，决非好干部。

(摘自《红旗》1984年第10期)

这是一份提纲式的资料，用最简明的语言概括出原文要点，分条列述，但求清晰，不求连贯。

(二)判断是非。

一般读物都包含着作者观察(包括间接观察)与思考的结果。他观察得是否合乎实际，思考得是否合乎逻辑，作为读者，都不能不加以考虑。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程颐说“学者先要会疑”，实际上都是提倡思考，反对盲从，反对迷信。经过怀疑和思考，发现事实有出入，观点有错误，就来一番说明，来一番辨正，这就是话题，就是文章。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就是在读《史记·孟尝君列传》时有感而发写成的。这篇不足百字的小文章，对世上流行的“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称不上“能得士”。虽然他门下食客三千多人，但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士”。若真得“一士”，可以使齐国强大，制服秦国，孟尝君也就不会有秦难，也就用不着鸡鸣狗盗之徒了。正因为他网罗的人都是鸡鸣狗盗之徒，所以有经天纬地之才的真正的“士”也就不会出自他的门下了。王安石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思考和卓越见识，对孟尝君这个历史人物作出了独到的评价，议论精警、深刻，令人信服。

例1.

真的“水至清则无鱼”吗?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这段文字，不仅说明了水至清而有鱼，而且还说明了水之至清景色十分迷人。

“凡景语皆情语”。难道不正是至清之景深深地打动了柳宗元的心，使他不能自已，才写出了这段“情语”吗?我想，不仅是文学家，凡有爱美之心的人，处于这种至清至洁至美至圣的透明景色的氛围里，都会将自己的感情净化。入洁室脱鞋，入幽境敛声，新沐者弹冠，新浴者振衣，“鸢飞戾天，望峰息心”，皆环境而使然。

如果说朦胧也是一种美的话，那么这种朦胧须靠近透明；倘若近于浑浊，它还美吗?如果把“水至清则无鱼”理解为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纯，这是有道理的，但如以此作为谋私的借口则就不可取了。

这一段是对“水至清则无鱼”这种观点的反驳。作者在阅读中不是盲从他人，而是注意分辨是非，发现读物中提倡的所谓“朦胧美”，实际上是提倡“浑浊”，是给人以“谋私的借口”，于是提笔作文，批谬正名，防止错误流传。

例2.

最近，笔者看到一篇关于《瑰异总统·袁世凯》的书目介绍，颇有把袁世凯当成奇异瑰宝之意。书目介绍袁世凯：一是“他把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从真龙宝座上拉下来”；二是“他创建了中国近代军队、警察乃至一些政策、制度，在他撒手人寰后给中国留下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军阀”；三是“他又向往那个已经空荡了的皇帝宝座”；四是他“一生春风得意，共娶了一妻九妾，子孙数十人，至今袁氏家族依然枝繁叶茂”……其中孰是孰非、何为功何为罪，混淆不清。至于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向荣禄、慈禧太后告密，双手沾满“维新六君子”的鲜血；在辛亥革命中玩弄权术，迫使孙中山让位，成为窃国大盗；丧心病狂地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妄图开历史倒车，做皇帝梦，当了83天“洪宪皇帝”等等弥天大罪都不见了。经过这一“巧妙”处理，窃国大盗袁世凯就面目全非了。

无独有偶。近日看一篇文章说隋炀帝“功大于过”。根据有五：一在开凿运河；二在复开学校；三在整理古籍；四在使通西域；五在宽减刑罚。评价一个帝王的功过，是以广大老百姓的生存状况为据，还是以别的什么为凭，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隋炀帝在位15年，四伐高丽，三下江都，一巡北庭，每一次“大动作”都付出无数百姓的尸骨，良民的钱财。假如当时不是真正陷于全面“民不聊生”的境地，隋氏家天下也不至于被推翻。隋炀帝五十而殁，不得善终，独夫而已，固不足惜。谓其“功大于过”，与史实相悖。

评价历史人物，应当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全面考量，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特别要看他们的主流、大节，看他们在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看他们于国于民的功过是非。但是，有的人故作“翻案”文章，连历史上一些被亿万人民深恶痛绝的暴君、奸臣、卖国贼等也要重新“评价”。遇到这样的书，就不可因其“标新立异”而加以欣赏，也不可因其荒谬而一哂了之，而应该认真地辨明是非。

(三)评价优劣。

是与非，是对读物的最基本的思辨。在“是”的前提下，读物的思想还有高下之分，读物的表达还有优劣之分，这也是阅读中应该思考的项目。评点法，是对文章进行品评褒贬的传统形式。可以一语道破，说出自己的见解或感受，也可以融会贯通，写出较长的评语。如果话语不多，就可以写在天头地脚、字侧行间；如果文字较长，可以在书页中夹附纸条，或用其他形式代替。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脂砚斋评点《红楼梦》，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们的评点文字都获得了独立的学术价值。评价优劣自然也可以独立成文，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书评、文论。

例1.

周瑜诈睡，是骗蒋干；蒋干诈睡，又骗周瑜。周瑜假呼蒋干，是明知其诈睡；蒋干不应周瑜，是不知其诈呼。周瑜之醉，醉却是醒；蒋干之醒，醒却是梦。妙在先说破他是说客，使他开口不得；又妙在说他不是说客，一发使他开口不得。妙在梦中呼子翼、骂操贼，使他十分疑惑；又妙在醒来忘却呼子翼，益发使他十分疑惑。周瑜假做极疏，却步步是密；蒋干自道极乖，却步步是呆。写来真是好看。

这一段是毛宗岗对《三国演义》中《群英会蒋干中计》一段故事的批评。小说中的这一段故事，特别是蒋干盗书一节，曲折紧张，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毛宗岗抓住周瑜和蒋干两个人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心态作对比分析，使读者对周的机智而严谨和蒋的颟顸而又自作聪明有更清晰的认识，他确把小说描写的妙处说出来了。

例2.

白居易以诗说乐、评乐，对音乐哲理多有阐发。他的《琵琶行》写乐人，写乐态，写听众，又写出诗人对音乐的精微灼见。“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就包含着重大的音乐认识价值。

白居易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判断，来自无声之时所产生的幽愁与暗恨的心理。此处采用无声的处理，恰好表达了有声没能表达的内容。白居易盛赞无声是有条件的：无声只能在“此时”胜有声，无声也只有在成功地表现了人物心理的情况下才能胜有声。

白居易“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审美判断是一个完整的审美认识过程的结果。没有器乐知识的人，再高超的器乐表演也无法领略。白居易“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论断，建立在丰富的音乐知识的基础上。“初为《霓裳》后《六么》”，表明其对唐代乐曲的知识很了解。他对琵琶构造与音乐也非常熟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他深谙琵琶演奏技巧：“轻拢慢捻抹复挑。”在这样的基础上，白居易细微地体察到演奏者的拢之轻、捻之慢、挑抹之交错，才能从“冰泉冷涩”的音乐，发现弦之凝绝，以及随之而来的“声暂歇”。白居易此夜是“寻声”而至“邀相见”，该女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加之“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声不得志”的音乐内涵，与白居易心情相通：“同是天涯沦落人”，就不能不为之动情以至泪湿青衫了。可见，无声这一音乐范畴的提出并非偶然。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出的无声这一音乐范畴，在中外音乐思想史上是空前的。《琵琶行》这篇杰出的音乐评论诗也成为唐代音乐思想在世界上焕发异彩的例证。

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是唐诗中的瑰宝，评价的文章难计其数。例2也是“评优”的，但它却是从音乐哲理的角度入手，说白居易是“以诗说乐、评乐，对音乐哲理多有阐发”，并特别肯定了“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一判断，指出这“在中外音乐思想史上是空前的”。角度新颖，分析精辟，为《琵琶行》的读者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角度。

(四)比较异同。

拿不同的读物比较着阅读，或求其同，或求其异，是阅读思考中的重要项目，也是由读到写的通常路径。求同，是对读物中所包含的普遍性、规律性的思考。阅读归有光的散文，可以发现他的散文的共同特点是多写生活琐事，文字朴实平易，而感情深挚动人。读了古今中外许多散文，最后可以归纳出这样的规律：散文可以叙事，可以写景，可以刻画人物……但如果要它打动读者的心，就总归要以抒情为“点睛”之笔。这都是“求同”的结果。求异，就是思考读物之间的差异，从而发现其特点，发现其个性，当然也可以从中发现矛盾，发现问题。由于不同的读物对同一观点的表述有差异，通过对比，有助于加深认识；由于作者水平不一，对同一问题观点不同，论据有别，多看几种，可以集思广益；有些文章难免有误，通过比较，易于找到谬误所在；有的读物文笔犀利，有的读物资料翔实，有的读物议论高妙，在比较之中，可以博采诸家之长。无论是发现了规律、特点，还是问题，都可以作为话题，这就有文可作了。

例1.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安禄山、史思明的军队攻破潼关，唐玄宗仓皇奔蜀。行至陕西兴平县的马嵬坡时，发生兵变，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自缢，史称“马嵬之变”。此后，诗人对这一历史事件吟咏颇多，但立意不尽相同。晚唐李商隐的《马嵬》诗很有名，有一首是这样写的：“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首诗对比今昔、生死、贵贱，寄予了更多的同情。北宋李觏的《读长恨辞》也咏此事：“蜀道如天夜雨淫，乱铃声里倍沾襟。当时更有军中死，自是君王不动心。”这首诗表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指斥唐玄宗不哭将士哭美人。清代袁枚的《马嵬》诗也很有名：“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这首诗更是直说唐玄宗与杨贵妃不值得同情，民间的生离死别要比他们更可歌可泣。同题所咏，李商隐的诗缠绵哀婉，十分感伤；李觏的诗言辞犀利，意味深长；袁枚的诗直言快语，不饰锋芒。相比之下，前一首属对工巧，情韵优美，艺术成就很高；后两首则以警人的议论见长，轻天子而重普通人，道是无情却有情。

这一段比较了三首同题咏史诗在思想、艺术方面的差异。由于诗人的性格、气质、经历、感受、观念、创作风格的不同，对同一事件的吟咏也不相同。李商隐纯是诗人(多咏爱情)，李觏是哲学家兼诗人，袁枚是诗人兼学者，这与他们诗意、诗风的不同大有关系。比较分析这些诗，对阅读是一种深化，对写作更是一种锻炼。

例2.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代中叶的名将。一场腥风血雨的“安史之乱”能够得以最后平定，唐朝的国祚之所以又延续了百余年，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全靠了这两人的力挽狂澜。旧史书称道他们是“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然而，在齐名的李、郭两人中，李光弼的军功似乎要更胜一筹。《新唐书·李光弼传》称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他的作战指挥艺术更是超凡入圣，“谋定而后战”，擅长于“以奇用兵，以少败众”。可是，在历史上郭子仪的影响却远远超过李光弼。一出《打金枝》的戏剧，使得郭子仪的大名如雷贯耳、遐迩蜚扬。反观李光弼，可就没有这份福缘了。他只不过是史书上的一个符号而已。

造成这一局面的历史谜底，其实并不复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郭子仪一生所作所为更符合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的规范；相反，李光弼在这方面则要逊色得多。

郭子仪对待唐王室的忠诚，可谓已进入了“有死无二”的境界，史称其“事上诚”，“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这样一来，当然“谗间不行”，因而能“完名高节，灿然独著，福禄永终”。用封建史臣的话说，就是所谓“人臣之道无缺”。可李光弼就不同了。此人比较有个性，又不擅长于做表面文章，所以往往受阉宦谗间于前，为庸主猜忌于后，所谓“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自明，阉侍内构，遂陷嫌隙”。结果君臣关系越闹越僵，个人处境越弄越糟，“谋就自安，而身益危，所谓工于料人而拙于谋己邪。”

对皇帝“尽忠”程度上的差异，决定了郭子仪、李光弼身后际遇的不同。孰不知中国古代社会是儒教文化的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每个人都需要遵循的准则。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郭子仪属于“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的“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而李光弼则是大节有亏，“卒以忧死”，并从中引申出一番“功臣去就，可不慎邪”的说教。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李光弼至多做到了“立功”这一点，而郭子仪不但“立功”，更重要的是还能“立德”，自然是歌功颂德的最理想对象。

这里比较了两个历史人物，是阅读史书思考的记录。先述其同：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后述其异：论军功，李光弼比郭子仪似乎更胜一筹；论影响，郭子仪却远远超过李光弼。作者的思考并不止于这一层次，他更进一步地思考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历史谜底”，指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符合封建纲常伦理规范的程度不同。由结果而原因，由现象而本质，显示了思考的进程。

(五)展开想像。

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想像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思维活动。如果没有适当的想像，仅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就不能深刻体会作品的意境。如能结合想像去探求作品的意境，这样，在阅读时是一种美的享受，要是写出来，就会成为有价值的文章。叶圣陶先生曾举高尔基的《海燕》为例，来说明阅读中展开想像的必要。他说，要领会这首诗，得在想像中生出一对翅膀来，而且展开这对翅膀，跟着海燕“在闪电中间，在怒吼的海上，得意洋洋地飞掠着”。这时候，就仿佛看见了聚集的乌云，耀眼的闪电，以及汹涌的波浪，就仿佛听到了震耳的雷声，怒号的海啸。同时仿佛体会到，一场暴风雨之后，大地将被洗刷得格外清明，那时候在那格外清明的天地之间飞翔，是一种无可比拟的舒适愉快。这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感情：暴风雨有什么可怕呢?迎上前去吧!再看看那些苟安怕事的企鹅之类，你会禁不住激昂地叫道：“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样，就真的触及作品的意境了：不回避生活的战斗，惟有迎上前去，才能享受生活的战斗的快乐。叶圣陶是单从阅读的角度说的，但他把这一段想像写了出来，不就成了很有价值的文章吗?另外，所谓“扩写”，由短文扩展为长文；还有些“改编”，由一篇短篇小说改编成一部剧本或影视剧，也都可以说是想像的产物。

例1.

李易安《声声慢》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罗大经《鹤林玉露》云：“起头连叠七字，以一妇人，乃能创意出奇如此。”张端义《贵耳集》云：“易安《秋词·声声慢》，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后叠云‘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痕。‘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文笔，殆间气也。”

后之言词者，亦步其尘称此十四叠字曰妙曰巧，迄未见有详诠之者。沈谦《填词杂说》云：“予少时和唐宋词三百阕，独不敢次‘寻寻觅觅’一篇，恐为妇人所笑。”止是不敢在圣人门前卖字，微言大义，未经阐明。

《词苑》云：“李清照《声声慢》秋闺词首句连下十四叠字，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辞亦不甚了了，若论其音韵，似稍有所会矣；若论其字之重叠，错落如珠，则只是皮相观耳，未尝搔到痒处也。

此十四字之妙：妙在叠字，一也，妙在有层次，二也，妙在曲尽思妇之情，三也。良人既已行矣，而心似有未信其即去者，用以“寻寻”。寻寻之未见也，而心似仍有未信其便去者，用又“觅觅”；觅者，寻而又细察之也。觅觅之终未有得，是良人真个去矣，闺阁之内，渐以“冷冷”；冷冷，外也，非内也。继而“清清”，清清，内也，非复外矣。又继之以“凄凄”，冷清渐蹙而凝于心。又继之以“惨惨”，凝于心而心不堪任。故终之以“戚戚”也，则肠痛心碎，伏枕而泣矣。似此步步写来，自疑而信，由浅入深，何等层次，几多细腻!不然，将求叠字之巧，必贻堆砌之讥，一涉堆砌，则叠字不足云巧矣。故觅觅不可改在寻寻之上，冷冷不可移植清清之下，而戚戚又必居最末也。且也，此等心情，惟女儿能有之，此等笔墨，惟女儿能出之。设使其征人为女，居者为男，吾知其破题儿便已确信伊人之不在迩也，当无寻寻觅觅之事，男儿之心粗故也。能词之士，多昂藏丈夫勉学莺莺燕燕者，故不能下如此之十四叠字耳。

李清照这首词“起头连叠七字”，确是非同一般。但她为什么要“连叠七字”?这样写来妙在何处?论者很多，但也不过“曰妙曰巧”，作“皮相观”。例1的作者则确是“搔到痒处”了：此十四字之妙，就妙在它有层有次地曲尽了思妇之情。作为“读者”，他并非“思妇”，但要真把这首词读懂，真能体会这首词的妙处，就非得“想像”出这思妇之情不可。作者能搔到这首词的痒处是得益于阅读中的想像，我们又借助于作者的这种想像而进一步理解了这首词。

例2.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小诗，既没有奇特新颖的想像，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它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寻绎，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

一个作客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白天倒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何况是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明月如霜的秋夜!

月白霜清，是清秋夜景；以霜色形容月光，也是古典诗歌中经常看到的。例如梁简文帝萧纲《玄圃纳凉》诗中就有“夜月似秋霜”之句；而稍早于李白的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用“空里流霜不觉飞”来写空明澄澈的月光，给人以立体感，尤见构思之妙。可是这些都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而在诗中出现的。这诗的“疑是地上霜”，是叙述，而非摹形拟象的状物之辞，是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一刹那间所产生的错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不难想像，这两句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这时庭院是寂寥的，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床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胧地乍一望去，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真好像是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可是再定神一看，四周的环境告诉他，这不是霜痕而是月色。月色不免吸引着他抬头一看，一轮娟娟素魄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太空是如此的明净!这时，他完全清醒了。

秋月是分外光明的，然而它又是清冷的。对孤身远客来说，最容易触动旅思秋怀，使人感到客况萧条，年华易逝。凝望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故乡的一切，想到家里的亲人。想着，想着，头渐渐地低了下去，完全浸入于沉思之中。

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

诚如作者所说，这首小诗，既没有新颖的想像，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但却意味深长，耐人寻绎。其奥妙就在于“单纯”中蕴含着“丰富”，诗人没有说出的比他已经说出的更多更深曲，因而给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像余地。例2正是一个读者充分利用诗歌所提供的艺术天地，展开想像，“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这是对原诗的阐释，也是作为读者的一种创造──艺术作品原需要读者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也就具有其独立的价值。

(六)引发感想。

在阅读中，常常会忽有所悟，得到某种启示，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很有帮助。如果把这种启示写出来，一般就称为“读后感”。这是由阅读引发写作所常见的。这种启示的产生，常常跟读者所面临的环境、所遇到的问题有关。比如《庄子·养生主》中有一段“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是庖丁认真实践并探索解牛的规律，三年之后达到“目无全牛”“游刃有余”的水平，解牛之时，动作犹如舞蹈一样优美。作为学者的朱熹，他阅读后就想到了读书的规律：“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浑沦物事，久久看作两三片，以致于十数片，方是长进，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位干部就由此想到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术问题；而另一位美学工作者，则由庖丁解牛悟到了艺术依赖于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道理。这种“感想”用文字表述出来，就成了文章。

例1.

春节前后，“送温暖”的报道连篇累牍，大抵是讲领导如何“送”，群众如何“谢”。看多了，不免心中起腻。倒是《人民日报》2月27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读后如沐清风。

这封信说，群众对“送温暖”活动有五盼：一盼长年坚持，不仅在节日送，平日也要送，切莫节时想起，节后忘；二盼普遍走访慰问，切莫只选几个点，只看几个人；三盼尽量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建议，切莫只听汇报，不接触群众；四盼治标治本结合，切莫送完钱物，一走了之；五盼不搞形式主义，切莫一哄而送，来去匆匆。

这五盼，可说是针针见血，直言无忌。

这两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倡导下，逢年过节，各地领导干部都纷纷访贫问苦，嘘寒问暖，为贫困群众送一些钱物。这无疑是在倡导一种不忘群众疾苦的政风，但若以为每到年节走访一通，便算功德圆满，未免皮相。因为全国的贫困人口还有6 500万，你能户户送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能天天都送?如果送温暖不从治本着眼，势必流为形式。信中的五盼，归结起来只是一句话，就是希望各级干部要想方设法使自己治下的贫困人群最终摆脱贫困，过上温饱富裕的生活。我想，这也是中央领导的本心。

今年是国际消除贫困年。我国政府也已制订了扶贫工程。希望在今后的几年中，年年听到需要送温暖的人减少的新闻。什么时候在中国大地上没有人再需要靠送温暖过年，不再有这一类送温暖的新闻，我将大欢喜，并由衷地高呼──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这是由报纸新闻引发的感想。比起“领导如何‘送’，群众如何‘谢’”的报道，一封表达“五盼”的读者来信确实更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希望各级干部想方设法使自己治下的贫困人群最终摆脱贫困，过上温饱富裕的生活。由此进而表达一个读者的心愿：希望听到需要送温暖的人减少的新闻，希望中国大地上不再有这一类新闻。这个“感想”是深刻的，也是切中时弊的。

例2.

诸葛亮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就是荆州名士集团中的一员新秀。大名士庞德公品评他为“卧龙”。对这样的旷世奇才，角逐中的群雄自然是求之若渴的。据《袁子》记载，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江东的孙权便捷足先登。然而，诸葛亮却认为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辞而不就。

“贤”与“尽”只一字之差，却不可不察。“贤”在这里是指对人才的尊重。能“贤人”者，对人才往往关怀备至，礼遇有加。他可以给你地位、荣誉，给你优厚的生活待遇，使你出则车马，吃则鱼肉，养尊处优。为表现自己爱才、惜才，他甚至可以不惜重金去挖人家的墙脚。但他之“贤人”，不在于用，而在于装点门面。故在他手下，人才成了花瓶，摆在阳台上，放在厅堂中，供人观赏、景仰、礼赞。即使偶尔一用，也要捆住人家的手脚，千方百计予以掣肘，使人干起事来缩手缩脚。而“尽人”者则不同，他之爱才、揽才，全在于用。人才到了他手下，犹如鱼儿回到了海里，鸟儿飞到了空中。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为你施展才华扫除障碍，解除你的后顾之忧，为你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让你心情舒畅地担纲挑大梁，放开手脚大干一番，而从不怕你超过他自己。这方面，战国时代的齐桓公与三国时的刘备，堪称楷模。

“贤人”与“尽人”，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观。这两种不同的用人观，必然会引出两种不同的结果。

作为有一定理想、抱负的领导者，通常是懂得“尽人”的道理的，但真正实践“尽人”就难了。因为“尽人”要克服自身心理上的弱点，最突出的就是要解决好用人的胆识和气度问题。没有足够的胆识，人才就在你的面前你也会瞻前顾后，不敢使用，生怕人家不听驾驭，拆自己的台；没有足够的气度，即使发现了人才，也会担心人家终有一天超过自己，而不愿使用。

《袁子》中所载孙权与诸葛亮的一段故事确有意味，特别是诸葛亮所说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的话，更富有哲理。作者抓住“贤”与“尽”两个字，深入思考，阐发两种“用人观”的区别，并进而针对“领导者”在实践中“尽人”难的问题指出，他们应该解决“胆识”和“气度”问题──阅读引发感想，这“感想”总要和现实生活有这样那样的联系，读古书也不例外。

练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