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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什么还能起作用?起什么作用?试举例说明。
什么叫国学?国学有什么用?国学研究怎样才能真正对现实有用?
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说起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人们心中难免有一个疑问，即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道德要求都很高，传统文化却总有历史局限，达不到这么高的境界，那还有什么用处?
其实这是一个心理上的误区。要知道古代的思维经验只要包含客观真理的因素，就可以与现代相通，为社会主义所用。所以说“真理是不怕重复的”，但不能是简单的重复，而必须在真理的发现与表述中包含创造性，那就能对人的心灵有渗透力，使之有所感悟。
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句话出于《论语》，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两句话境界不高，甚至是老生常谈。但在西方却被视为“黄金法则”，又说是“人类行为的伟大法则”。这就因为它在指导人际关系的处理中，的确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叫人不要那么主观，多为他人想想。
又如“敬业乐群”四个字也说得很好，因为在任何社会，企事业的发展都要求从业者的责任心与凝聚力；而在中国的今天，“敬业乐群”更意味着团结建设社会主义，并对现实中存在的不负责任、专搞磨擦等行为很有针对性。
关于爱国主义，现代的人可以用许多豪言壮语来表达豪情壮志。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诗句时，仍然感到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这就因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奉献能够做得完全，说得彻底。
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还在于它特有的语言渗透力，这种渗透力主要来自凝结在我们民族语言之上的深厚的历史文化意味。任何思维经验不通过社会历史的传布都不会具有文化的意义，而无论是横向的展布与纵向的传承都离不开民族语言。民族语言便在展布与传承中被染上历史文化的意味。比如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桥梁，也有柳树，然而却只有中国人说“烟柳画桥”，而这四个字便很能唤起炎黄子孙对祖国的如画美景的恋念。又如松、竹、梅、兰等植物也是许多国家都有的，然而中国人看到松，便想到“岁寒后凋”；看到竹，便想到“直节虚中”；看到梅，便想到“傲雪迎春”；看到兰，便想到“幽谷传香”。这种凝结在字面上的文化意味便是汉语所特有的；而它们所象征的美好品质，无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燕都八景”用词都很美，其中“蓟门烟树”一句最能使我动情，因为我常常路过蓟门桥，虽然现在根本看不到烟树，但这一句话仍常常触动我的想像，诱发深远的历史文化联想，从而加深对北京这个第二故乡的感情。同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诗句，肯定也能触动西北同志爱国爱乡的情怀。
我本人生长在江南，因此常常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的恋念。苏南地区的田野里，现在是一幢接一幢的农家小洋楼，乡镇企业与水陆交通的飞速发展，已经初步呈现了现代化的面貌；然而每当我想起“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和“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等语句，仍常常使我感到生为江南人，将来即便死在异域他乡，也还要“魂兮归来哀江南”。在我心目中，世界上并没有比我的祖国、我的家乡更可爱的地方，我知道这话不客观，然而深厚的文化感染已经使我只能带着主观感情来看这个问题了。至于说到大道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句话，我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学到的，我当然衷心赞同；然而使我对这句话加进感情投入的，却是唐代刘禹锡的一首诗，这就是“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它使我深深感到虽然千古兴亡多少事，却只有人民群众在历史上是永远存在的。刘禹锡的诗在理论高度上远远比不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然而因为他富有独创性地表述了部分真理，所以也能打动人心，动人以情。所以我说“真理是不怕重复的”。
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必须在市场活动中抓起来。因为市场活动最有张力，影响到全社会的价值观。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以义为利”这句话便大有用处。因为这句话见于四书五经，在中国深入人心。当然，现在讲“义”已不是一般地指公道，而是指参与市场活动者在为自身谋利的同时，要做到对国家有利，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对服务对象有利。“义”的含义发展了，但“以义为利”这句话，在建设市场文化、企业文化中，仍可以发挥其言简意赅、富有渗透力的作用。
将优秀的传统文化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可使精神文明的内容丰富；而只有内容丰富了，才适用于处在不同情境中的人。比如说表现离愁别恨的诗词名句不知有多少，难道这也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关系?其实，这就要看你在什么情况下触动灵机了。假如你是个出国留学生，当你看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未尝不会掉泪，而这泪就表现了对祖国、对故旧亲朋的感情。1992年，香港某文化机构举办“最受欢迎唐诗选举”，孟郊《游子吟》荣登榜首，诗中对慈母的忆念感人至深，“最受欢迎”是很自然的。试想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在心上，他难道还能想到别人?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精神作用可以是直接的教育，也可以是间接的熏陶，其作用可谓大矣。只要思路放宽一点，那么继承发扬的工作真是大有可为。
国学要对现实有用
我一向认为“知识能用才是力量”，对国学的看法也不例外。
所谓国学，在我看来就是研究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典籍)的学问。这种学问有什么用?可以先从挖掘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思维经验来说，这种思维经验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古人总结的某种思维经验，现在已有更为高深、准确的认识乃至理论了，然而古人在对道理的阐释中却有其独特的感悟，今人看了仍能启益心智，这便有用。例如《老子》讲的辩证法是朴素的，当然不及现代的唯物辩证法高深、准确；但《老子》的有些阐述却相当精辟，因此至今看来仍有打动人心的力度。例如他论证“有”与“无”的辩证关系，说“开凿门窗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中间的空隙，才有房屋的作用。”(《老子》第十一章，用任继愈先生译文)现在造房子用砖块、预制板之类，这便是“有”；但如果“有”过了度，整个空间都被建筑材料砌满了，请问那房子还有什么用?因此今人分配住房十分重视究竟有多少“使用面积”。当然他也应该知道，倘若没有“建筑面积”，那么“使用面积”也便不存在了。再把这个实例提高到一般来说，《老子》就作出了“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结论。
又如欧阳修的名作《五代史伶官传序》，其中反对天命论的彻底性不仅比不上后世的唯物论，甚至还比不上某些先秦思想家；文中所讲的“忧劳兴国，逸豫忘身”的道理也很一般化，近似“老生常谈”。但欧阳修在论证这些道理的时候，却用了生动的事例，并以富有感情色彩的笔墨表述了他的深刻体会，于是这篇文章便也能打动人心。“人心”这个东西有时很冥顽不灵，往往需要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式来打动它，方能形成比较牢固的正确认识。正因为如此，所以说“真理是不怕重复的”，只要不是简单的重复就行。
第二个层次是传统文化中有些思维经验，直到现在尚未见有更为高深、准确的理论可以取而代之，这就显然更表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因而不但有用，而且大有研究之必要。这种思维经验在中国思想史中是不乏其例的(如儒家学说中有利于调节人际关系的思想)；但为了更少疑义而易于论述，不妨以中国艺术史中的思维经验为例。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以“气韵生动”为绘画“六法”之首，从那以后，中国画家无不追求“气韵”，中国有经验的欣赏者也都能从优秀的画作中感知“气韵”；这说明“气韵”作为一种美的表现的确存在，然而至今无人能说清楚它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能达到“气韵生动”。推而广之来看，像“气韵”这样在中国艺术史上频繁出现的独特概念无虑数十；每一个概念都像一把钥匙，有可能打开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的宝库，那真是大大有用有益的事情。
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用有益的东西，加以挖掘、筛选、阐释与发扬，便是国学的任务。这个国学的概念，其内涵比旧的以“整理国故”、考校古籍为主的“国学”是大得多了；研究的动机也不完全相同。因为从前研究“国学”有逃避现实的因素在，现在研究国学则是面向现实的。因此新的国学研究必须大大增加对现实有用有益的内容，以利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的建设；国学的发展也必将因此而获得新的强大的生命力。但新的国学研究既然有艰巨的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的任务，那就必须充分继承和发扬从前“国学”研究中那种求真求实、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也必须充分利用从前“国学”研究中的正确方法与丰富成果。
国学要真正能对现实有用，看来一方面不能对传统文化采取“玩儿”的态度，更不能把它当作“模特”，常常穿了不断变化的“时装”来表演；但另一方面恐怕也不能一味强调“坐冷板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任何学问要对现实有用，都必须了解现实，甚至还要转变观念，才能使真才实学与客观实际挂钩对口，从而有的放矢地解决实际问题。
选自《金开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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